简述商鞅财政政策主张。

1.“定分”、“立禁”体现的权利保护思想.他认识到“定分”与“止争”的关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着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说的“名分已定”，显然是指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他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已经看到法律产生与权利保护的关系，“初步接触到了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保护私有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
2.“缘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论.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重要，是因为它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实施.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改变，它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的重视.因为“法主要是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而律则侧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3.“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法律适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看作是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奖罚的公平标准.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还有“以刑去刑”的思想.反映出商鞅认识到法律被普遍、自觉地遵守的重要性。

商鞅的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之上，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商鞅认为必须用严刑峻罚逼迫人们从事农战。他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其“重刑”有特定含义：
①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主张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
②刑不善而不赏善。
③轻罪重刑，即加重对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商鞅的重刑思想，实际是一种片面扩大暴力作用的思想表现，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

供给学派是一个偏重于政策分析的经济学流派，它常常是先提出政策主张，然后逐步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和论证这些政策主张。供给学派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缺乏严密的体系，而且内部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大体上可以将供给学派分成“正统的供给学派”或激进的供给学派和“中间的供给学派”或温和的供给学派两支。激进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
第一，大幅度地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供给学派认为，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取决于税后净收入。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人们工作、储蓄与投资的收入，从而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对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而且会增加税收量，减少财政赤字，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最终脱离“滞胀”困境。
第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并主张加强对中央银行的管制，约束货币当局的行为，恢复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放弃的金本位制。
第三，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取消对特定行业的过度保护，提高市场竞争程度，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应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动调节，以增加供给。
第四，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开支有排挤私人支出的趋势，而私人支出比政府支出有更大的生产性，效率也更高。因此，法律应该规定实现财政预算平衡，以便对政府开支加以必要的限制。另外，政府也应该减少转移支付，因为它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工作激励都有消极的影响。
在上述政策主张中，减税是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因此，激进供给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集中在解释减税的必要性方面。供给学派认为，日益增加的税收和政府开支这根“楔子”，严重挫伤了储蓄、投资与工作的积极性，导致供给不足，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增长。为了刺激人们储蓄、投资与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降低税率。因为减税具有增加劳动就业、鼓励资本供给、增强投资引诱力的积极效应。拉弗曲线形象地解释了这个观点。拉弗曲线表明，政府既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增加税收量，也可以通过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量。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最优的税率，在该税率下，税基和税收量都达到极大。

①商鞅驳斥了"法古无过，循礼邪"的传统观念，指出自古以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礼法，法令制度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他提出了"不法古，不修今"的变法口号。
②商鞅通过对民乱国亡是循守旧礼的必然结果的分析，指出吸有变法更礼才能强国利民。
③商鞅指出必须根据时代要求、社会现实和民情风俗来更礼变法。
④商鞅用历史进化观点来作为其说明变法必然性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