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二）　　【给定资料】　　1．2012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　　【给定资料】　　1．2012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风险，同时不断改善民生。也就是说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2．走进金锦山的家，像是走进了一套别墅，金老师最知足的是这幢一共5层的复式公寓。金锦山在姚庄北鹤村当了一辈子的村小老师，一家人原来也住在北鹤村。“原来的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造的砖混结构的两楼两间，只有两间卧室。孙子到20岁了，还要跟爸爸妈妈挤一间房。”金锦山说。房子显然不够住了，扩建的打算又因为宅基地有限而搁浅。这个时候，“两分两换”成了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途径。　　2008年4月，嘉兴被确定为浙江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所谓“两分两换”，有个精简的概括：将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说简单点，就是“农民”可以变“市民”，住公寓，拿“退休工资”。这是嘉兴率先于全国开始进行的尝试。金锦山和两户邻居一起申请了置换。2010年6月，姚庄镇农房改造集聚一期桃源新邨社区正式建成，这是嘉兴最大的城乡一体新社区，金锦山一家也搬进了桃源新邨的新家。2013年，姚庄已有816户3200多名农村居民入住城乡一体新社区。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8个市县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将整改情况于2013年8月31日前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将视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请示国务院将其列入濒危名单。这一通知被视为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　　在上一阶段经济发展唱主角的改革中，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留下了诸多遗憾：文化历史建筑屡遭拆除；诸多民间艺术濒临失传；传统戏曲艺术观众稀少；文物保护力不能逮；城市媚俗化倾向严重，城市千人一面……可悲的是，当城市面貌在简单政绩观的冲刷下变得啼笑皆非之后，一些农民的迁居房也同样被生硬地“粉刷”，成为集体宿舍式的建筑群落，丧失了居住的温度和生活的趣味。　　失去人文精神、无视文化前提的改革，很容易走进问题越变越多的怪圈，结果往往是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有些甚至会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隐痛。城镇化，也可理解为进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对过去粗线条发展的细致化和梳理，而不是简单地叠加“手术”。　　农村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它是“最中国”的部分所在，承载着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方和民族文化。触动农村，就是在触动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只有物质经济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现代化，那就不是全面的现代化。”201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F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必须要走的一个道路，但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化”掉了。城镇化和留住我们的传统不是对立的，应该是一致的。希望不要再造成历史的悲剧，导致660个城市千城一面。把两者看成是“矛盾”的观念是没有文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有些地方以保护文物的名义复建“文物”的现象，他表示，复建“文物”，是因为此前都拆完了，拆完后又开始做假的了。20年前就担心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前，为了GDP把古迹打碎了，现在开始重建，还是为了GDP，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政绩。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作为规划面积80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超20万的超大社区，有成片的住宅，却少有影剧院、室内运动休闲场所，综合性书店、图书馆等文化场馆更是难觅踪影。名为“文化居住区”，文化设施却凤毛麟角，难怪人们批评说：文化居住区没“文化”，整个社区是个“睡城”。更遗憾的是，现在，尽管人们对文化服务有刚性需求，但随着居民的增多，想增加文化设施又苦于没有空间了。　　过去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快速发展，而像“文化社区无文化”这样的遗憾和尴尬在此浪潮中也不再是个案。“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委员说道。他深知城镇化浪潮必将到来，因为“城镇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希望，更是千百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理想。”但是他注意到，“现在的倾向是城镇化中似乎只关注房地产、水泥、新型建材、机械设备和大众消费品这‘五朵金花’，而文化被边缘化了。”　　素有贵州“苗疆”之称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被划为经济开发区后，短短几年时间，经济收入增加了，农民融入到城镇生活中，但这个地方的苗族文化却陷入危机：苗乡侗寨被拆迁、苗族村落逐渐消失、苗族民间艺人越来越少……　　危机还在城镇化中蔓延：方言萎缩、地方戏后继乏人、民间音乐濒临失传……　　“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F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乡土文化断裂，如果城镇化浪潮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致命打击。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生态再遭灭顶之灾。”　　4．城镇化浪潮不可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就一定“拖后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委员认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城镇化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关键是怎样认识理解，怎样去实施。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把“以人为本”和“以文为基”结合起来，把新的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城镇的规划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城镇化真的不是一块土地上的全新建筑，而是坐落于原有聚落形态文化特征的新型生活方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　　“目前，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还没有跟上，要么觉得乡土文化太土，要么觉得很零散不知道如何保存，尤其不知道如何将乡土文化资源变成现代文化内容。”范迪安建议，应专门进行对中国乡土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如何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活的文化基因，变成这个城镇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5．“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留下的文化，是艺术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用各个领域中能力和才华的结晶。“保护是为了什么？绝不是进入博物馆，也不是让农村生活再倒退，而是要把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我们未来文化创造的源泉。”张廷皓委员如是说。　　在具体做法上，张廷皓委员认为，要用综合的方法去保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文化遗产需要抢救，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有的民间艺术应回归民间，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到现代生活，进行“活态”的保护。　　胶东半岛东端的东楮岛村有一种被称为“海草房”的传统民居，极具沿海地域特色。全村现有海草房650间，其中最古老的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虽然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载体走向整体衰败，但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制定“废弃村落”保护计划，引入旅游文化企业，将古村落中的不可再生资源与当地旅游、演艺等产业相结合，以“活态”保护的方式激活文化遗产，使其获得新生。　　城镇化会将原来乡村的传统不断打破，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新的艺术。农民也从农村进入城镇，也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经济来源。这种新生活与传统文化有何关联？　　“原来农村用来装水的木桶，可能要被淘汰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摆在城市人的客厅里养鱼，反而别有一番情趣。”用这样一个例子，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委员生动地表明，“民族的、传统的一样可以很时尚，只是这其中需要有设计的智慧，进行一种功能的转换。”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芯”，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不错选择。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委员曾采访过1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充分发挥本地传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手艺专业组织，服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变为新兴城镇的产业支撑。”潘鲁生委员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尝试着将风筝、中国结、年画、剪纸等典型的民间艺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艺术理念，开发成现代艺术品，引入现代生活。事实证明，此举既传承了民族文化符号、保存了文化认同，也为变成居民后的农民带来了收入——生活稳定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6．从20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　　墨西哥城号称全球最大“堵城”。上午7点到10点和晚上5点到10点是墨西哥城最堵车的时候。平时十分钟的路程，堵车时至少要开一个小时。记者的朋友玛莉亚住在墨城郊区，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4个多小时。当问她为什么不把家搬得近一些，她无奈地说，城里的房子买不起，生活费用又高，住在郊区也是别无选择。人口膨胀还带来了就业难，名牌大学学生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在墨西哥城经常能遇到有硕士学位的出租车司机、保安或售货员。有工作的人生活压力也不轻。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不少人都有两份工作。　　在墨西哥城看病就医也是让老百姓发愁的事，公立医院里总是挤满了人。在一所公立医院，来看头痛的安赫拉告诉记者，医生安排她8周后作检查，但她不可能等那么久，只好去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看。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墨西哥城每天有七八百万辆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行人不得不捂着鼻子走。在旱季墨西哥城常被大雾笼罩，在雨季几乎天天黑云压顶。　　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突出，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被帮派团伙招募从事抢劫绑架活动。光天化日持枪入室抢劫，在墨城算不上新闻。好心的当地人会提醒外国游客不要炫富，夜晚避免单独出行，哪些地段尽量避开。　　为了遏制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墨西哥城市政府采取了建设“卫星城”和实施“城乡均等化”措施。自1980年至今，墨西哥城四周已建成30多个卫星城，居住人口超过1500万。为了吸引市民到周边小城市安家，市政府将卫星城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住宅舒适的宜居城市。一些著名高校和中学还在卫星城开办分校，以吸引人们前去居住。据统计，1980年到2000年间，整个墨西哥城中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已不再是主城区，而是特拉瓦科、夸希马尔帕和特拉尔潘三个卫星城。　　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农村，避免贫困人口盲目进入城市，近年来墨西哥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墨西哥城政府在农村地区向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牛奶。针对穷人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惠及所有农村居民，一人参保全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墨西哥城政府还为70岁以上老人建立账户，每月发放25美元补贴。为鼓励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降低失学率，政府还向所有农村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生提供奖学金。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后，墨西哥城的外来移民数量很快出现下降。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墨西哥城移民的数量已出现负增长。　　7．欧洲是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先行者。欧盟在制定城镇化相关政策时，对具体的目标和结果作出统一规划，对于选择什么方式落实，给成员国政府留出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欧盟可以启动配套金融政策支持相关城镇化政策的落实。　　当然，欧盟要保证在多层级的体系中贯彻共同政策困难也不小。无论是从城市功能性还是美学角度来看，欧盟在城镇化建设上做得较好，是因为保持了城市的特点和传统。这需要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城市治理机制。而欧洲有根深蒂固的市民自豪感、地方自治、自我管理传统，城市规划体系总是让市民和所有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有效地参与其中。比如，《奥胡斯公约》就规定了市民有权参与城市规划全过程，包括相关知情权，对涉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欧盟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及其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已经有4350个欧洲的地区、城市及其他下级地方政府接受《市长公约》，承诺会提前完成欧盟2020年减排20%目标，为此要节约能源，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位于波兰西部的小镇别尔斯克——比亚瓦就是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波兰的一个汽车工业基地。波兰吸取西欧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防止盲目发展城镇化后出现失地农民无业可做的局面，实行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该市凭借着毗邻德国、捷克的地理优势，二战前就有的一定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比西欧国家低20%～30%的优势，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的跨国公司在此设厂，现代工业得到较好的发展。　　别尔斯克——比亚瓦市理事会主席理夏德·巴迪茨基在介绍该市城镇化发展时表示，该市主要依靠位置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波兰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从1951年的5.5万发展到今天的17.6万，城市面积也不断扩大。多年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7%～4.8%之间。　　波兰的城镇建设非常重视城市规划。波兰的小城镇建设首先需要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授予建设城镇的权力。要想获得城市建设权，就必须有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机构。同时，鲁什尼亚克认为，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好不好在规划，成不成在管理。离开了规划，城市会无序发展，离开了管理，城市会出现混乱。　　为了让进城农民进城后愿意留，并能留下来，波兰政府对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失地后的后顾之忧，使得农民能安心在城市生活。　　失地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所。尽管政府征地是有偿的，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进城后如何安居。波兰政府出台政策，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如实行合作社制度，由政府、单位以及居民个人共同出资解决住房问题，这一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政府对失地农民除了征地现金补偿外，还要考虑这些人将来的生计问题。首先是对他们进行培训。政府成立了许多职业学校，希望经过培训取得一定的技能，使这些人可以在企业工作。无法在企业工作的，政府在税收方面以及信贷方面给予扶持，鼓励个体经营或者创办家庭经济。　　8．2012年，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63.2%，比全国平均水平52.6%高出近11个百分点。资源匮乏、没有很多大城市支撑的浙江省，为何城镇化率提升如此迅速？近日，长期研究浙江城镇化问题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小企业成长与城镇发展研究所所长卫龙宝，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经营报》：浙江城镇化成功的经验主要有哪些？　　卫龙宝：首先，浙江的城镇化没有太多中央投资，都是内生性的、自发的。此外，其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工业化永远没有城镇化，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城镇化必须要有经济支撑和产业支撑。浙江产值1O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300多个，每个产业集群背后都支撑着一个镇，或是城市。有了产业的支撑，就不会出现其他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空城”、“鬼城”现象。　　其次，浙江的市场化程度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要素市场，要素流动快。比如在“两分两换”试点区域，农民可以用宅基地换安居房，承包地换社保，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横亘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城乡壁垒。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表明，农村整理出来的宅基地指标可以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这又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创造了条件。什么是城镇化？有的人理解成土地城镇化，或者是户籍城镇化。我认为要素的流动尤其是要素的空间集聚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只有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能够快速地流动，才能推动真正的城镇化进程。　　此外，浙江成功的另一个经验是政府部门很少扮演调配资源的角色，更多地是管理的角色。所以浙江尽可能地将权力下放到县乡镇一级，让基层政府发挥市一级的作用。这样浙江的城乡差距就比较小，浙江的富裕实际上是农民的富裕，不是政府的富裕。　　《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浙江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那么你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卫龙宝：实际上，浙江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很大的阻力，比如很多农村中小企业不太愿意搬迁到县城，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子女教育的担忧，对高房价的畏惧，对土地的依赖等，都拖住了农民和企业进城的后腿。政府如果不加推动，城镇化进程就会停滞不前。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产业扶持、创造培育要素市场、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问题】　　阅读“给定资料”，概括我国当前城镇化建设中文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中文化保护的建议。　　要求：问题概括准确，条理清晰，建议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不超过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