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1）二者的阶级本质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治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之争。先秦儒家代表新老贵族，维护礼治；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法治。
近代礼法之争是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法治观与资产阶级法治观之间的冲突。礼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法理派代表资产阶级，礼法之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什么样的法律的争论。
（2）争论的焦点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儒法之争”，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究竞应该以奴隶主贵族的传统的“礼治”来治理国家，还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治理国家。
近代礼法之争是修订法律，即立法中的争论，实际上是“法法”之争，礼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张制定新律，但在立法的指导方针上有重大分歧。礼教派主张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律思想来指导立法，法理派主张以资产阶级法理来指导立法。“礼”是法典化的礼，是写入封建法典中的，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法；法是资产阶级的法理。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用封建礼教，还是用资产阶级法理指导立法。
（3）先秦法家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反对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清末法理派用资产阶级的法理反对封建法典的纲常名教立法宗旨。
（4）斗争的结果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的结果是法治理论暂时取得了胜利，秦国以法家的法治理论为指导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统一了中国；近代礼法之争的结果是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而告终，新律中不断加入了有关纲常名教的条文。
（5）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清末法典化的礼是从先秦传统的礼发展而来的。因此，两次礼法之争中的礼是一脉相承的。两次礼法之争都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秦礼法之争导致了秦王朝统一中国；近代礼法之争导致了中华法系的瓦解。

异：儒家——富民基础上的富国；法家——富国强兵。
同：都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增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总量；实现富国富民的主要手段是发展农业；把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儒、墨两家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乱局，都认为造成这一乱局的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实现贤人当政，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没能真正“尚贤”。但如何认定一个人是贤者，儒、墨两家却存在很大的分岐：
（1）儒家认为贤者的标准是德行，是能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反映在外在的行动上，能孝弟于父兄，进而忠敬于君长。然后以其自身为表率，导天下于正途。故其贤在“德”。
（2）在墨家看来，在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下，造成了“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的状况，导致了社会混乱。因此统治者应大力选任贤能，应将招纳贤才作为政治的首要任务。“尚贤”应遵循的原则是“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虽在农与公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也即是说，必须用提高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办法来招纳具有各种技艺的贤士，从而做到“官无长贵，而民无终贱”的理想社会。
（3）综上所述，儒、墨两家在面对世卿世禄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时，都主张以贤人来代替世卿世禄治理天下，但判断何为贤者，二者标准岐义很大，前者尚德，后者沿艺，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对变革的不同意见和方向。正是这种不同的主张和思想，赋予了那个时代生气勃勃的思想氛围和气息。

“法治”是法家的旗帜和主要思想，是与其他学派，尤其是与儒家进行争论的焦点。“法治”和“礼治”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1）“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而提出的。虽然在维护等级制方面，“法治”和“礼治”是一致的，但“法治”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制度，“礼治”是代表贵族利益的制度。“法治”主张中央集权制，、“礼治”主张分封世袭制。因此，法治的提出，旨在用地主阶级的新“法”代替贵族的旧“礼”，是两种制度的对立。
（2）二者的对立体现了“务德”与“务法”两种统治方法上的对立。“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法家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3）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君主”作用的看法不同，是重视“君智”还是重视“君法”的对立。“法治”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儒家把治理国家的希望放在“圣贤”及个人道德才能上；法家则认为治国的关键是“法”，有了好的法令，能力一般的“中主”和能力低下的“庸主”也能治理好国家。
先秦儒法两家的对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礼法之争，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在法律思想上的激烈冲突，是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统治方法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