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1)政治的秩序意识。秩序意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所谓秩序，既包括政权产生、政府运作、法律体系、礼乐观念等官方政治运作手段，亦包括宗法制度、婚姻形态、道德准则等家庭行为规范等。中国文化受儒家学说影响甚深，儒家学说建构了一套系统的政治运作模式，对国家而言，实行礼乐与法律相结合制度形态，从内到外建立起教化手段和管理手段;对个人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道路，将个人的价值消融在国家社会的需要之内，从而形成相对稳固的学说体系。
(2)经济的互惠意识中国文化从形成之初到明朝中叶，一直以农业、养殖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长时期的农业生产，决定了分工、分配和消费模式的相对稳定，并形成了重农艺抑商、重生产轻贸易的经济意识。确立于这种形态下的贸易观念，高度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并将互惠互利作为基础准则。现代工业是以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为特征的。中国作为一个区域，既要参与到全球的经济贸易中，又要在区域内形成更细密的协作机制。由于中国工业起步较晚，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其经济布局尚未完成，经济结构有比较雷同，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仍在进行，内外贸易交往秩序尚未理顺。例如中国大陆工业化过程刚刚开始，内部开放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内部互利互惠的贸易规则尚未确立。作为全球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贸易规则失范必然制约着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质量，加上过多依赖手工业、加工业产品的出口，也影响着其参与国际市场的效益。中国必须重申互惠意识在市场运作中的核心地位，必须建立起行之有效得贸易秩序，既要确保国内市场秩序的健康运行，又要按照区域合作和全球分工，建立起诚实、守信、公平的国家贸易理念，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市场的开放，而不人为设置障碍，影响到国家整体参与全球贸易的进程。
(3)社会的和谐意识。中国文化将和谐作为社会建构的最高追求。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礼乐精神。中国礼乐精神的实质，就是建立起既能“和同”又“别异”的理想文化形态，通过规范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确立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共处。对社会“和谐”的崇尚，既强化了族群、社会的认同感，又有助于促进民族的整合，建立起分工明确、协调合作的社会秩序。中国能够长时期的保持。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也使其国家能够相对稳固，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族群冲突，这是其正面性。但这种和谐意识，是先家族而后国家，先集团而后社会，其和谐尺度成波心状向外延伸，这很容易导致家族利益、集团利益至上，而忽视公平和效率;容易导致权威意识，而忽视普通个性的发展;容易强调妥协而忽视原则。特别是社会变革时期，这种和谐意识常常成为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桎梏，从而迟滞历史的发展。
(4)兼容意识中国文化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作为结果，这是其充分吸收其他地区文明逐渐形成的。如中国在战国时期赵国借鉴胡人服饰而建立骑兵;汉魏隋唐时期，充分吸收西域音乐而改造中国传统音乐;唐宋时期，吸收并改造印度佛教思想形成具有中国传统的禅宗;元代兼容少数民族艺术形式而形成杂剧等。中华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一直以兼容姿态出现的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主体性问题。此前中国文化兼容其他文化，往往是以自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的成分，甚至同化外来文化。但由于近代中国由于科技、经济的落后，中国学者对传承了几千年的自由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怀疑的心理，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迷失了自我，或认为传统的文化阻碍了科技的进步，而主张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或过分推崇自有文化，试图神化古代。尽管在理论上能够强调意识到对传统文化能够批判继承、对外来文化要区分吸取，但在操作上往往执于一端，难免偏颇。文化交流的多向性、层次性也要求我们抱着馈赠的心态，与其他文化展开交往，寻求各种文化中相同的、相似的价值体系作为沟通的基点，把那些能够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地域的文化内容，作为沟通的桥梁，取得认同，达成共识，提高文明之间的互信。在此基础上，寻求各种文化中的独特的、能够弥补其他文化缺失，或能够为其他文化提供借鉴的内容，以一种馈赠的意识进行交流。尽管文化产品是有产权的，但文化意识却是可以共享的，中国文化必须自信自有文化在秩序建设、经济整合、群体融洽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极，参与到全球文化的对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