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秦朝主要的刑罚种类。

秦汉时期的宰相制度经历了从丞相制到三公宰相制，再到尚书台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1）丞相制：
丞相制是秦至西汉初年的宰相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独相制，虽个别时期曾设立左、右丞相，但其中也仅有一个负主要责任。这一时期的丞相权力十分广泛，主要有以下几点：在立法上负责草拟或组织草拟法律；在司法上有劾案查官及行诛罚权；在军事上可充当皇帝的军事顾问，特别是在不设太尉期间更是如此；在行政上有参与行政决策，总领百官，处理日常政务之权。
（2）中外朝制
随着皇权的上升，汉武帝开始贬低丞相，不仅在礼仪上贬低丞相，而且在组织机构上也蓄意分割相权。其方式是实行中外朝制，以架空相权。中外朝制是指中外相所形成的两套处理政务的官员系统。汉武帝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让他们充任自己的高级侍从，担任侍中、给事中、尚书等官职，出入宫廷，组成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形成中朝决策的格局。从此中枢体制发生变化，军国大事由皇帝先交内廷议决，再交外朝官执行。这样由宫廷侍从官组成的中朝掌握国家政务的决策权，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退居执行政务的地位，国家的行政管理重心由朝廷向宫廷转移，中朝官对外朝官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中外朝官制的实行，起到了削弱相权的作用，确保了皇帝作为国家行政首脑的地位，皇帝通过中朝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地指挥国家的行政活动。
（3）三公宰相制
汉成帝时，从宰相制度本身入手，用三公宰相制代替丞相制，即改丞相为大司徒、太尉为大司马、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三公官，三公共同担任相职，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三公宰相制使全国政务被一分为三，一相制为三相制所取代。
（4）尚书台
中外朝制形成后，中朝机构地位崇高，成为事实上的中枢决策机构，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并未因此完全解决，皇帝在削夺丞相的中枢决策权后，又蓄意削夺其事权。这导致了内廷办事机构尚书台的成立。
秦及西汉初年，尚书是少府属员，并无特殊权力。从汉武帝时起，尚书的事权逐渐扩大，并随之成立机构。东秦及西汉初年，刘秀建立起庞大的尚书机构，并正式称尚书台。尚书台长官总典纪纲，无所不统，从制度上取代了三公宰相的行政决策参与权，自此以后，尚书台成为事实上的国家行政机关。
尚书的职权远高于三公，但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尚书台仍隶属于三公属下九卿之一的少府，以尚书指挥三公必然在行政运行中产生矛盾，影响政令的推行。为解决这一矛盾，又创立领或录尚书事的制度，即用内廷高官领或录尚书事，总揽朝政，以使尚书台所作出的决策在三公府得以顺利执行。这样，领或录尚书事成为真正的宰相，三公仅是名义上的宰相而已。

（1）刑罚目的，实际上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制定刑罚、适用刑罚和执行刑罚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刑罚、适用刑罚、执行刑罚所追求的结果。关于刑罚目的，学术界有惩罚说、改造说、预防说等观点，通行的观点是预防犯罪。
（2）一般预防。所谓一般预防，是指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可能实行犯罪的预防。预防的对象是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通过警戒恐吓、安抚补偿和鼓励教育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
（3）特殊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预防特定的犯罪分子重新犯罪。预防的对象是犯罪人本人。通过惩罚剥夺的功能达到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的目的。
（4）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关系。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而是紧密配合，同时出现的。实践中既要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使判处的结果符合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二者不可偏废。但是，在不同的环节要有轻重缓急，有所侧重。比如立法环节侧重一般预防，司法环节侧重特殊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