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家列夫林（Rivlin）指出，政策科学运动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乃至美国社会发生的一场无声的革命。公共政策科学在西方经历了创建、形成、自我批判反思和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等几个阶段。
（1）创建阶段
“政策科学”一词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丹尼尔·勒纳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近来在范畴和方法上的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该书对政策科学的基本范畴与方法等内容做出了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的基础。政策研究从此就建立在科学之上，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公共政策学的创建和两次政策争论及一次学术讨论会有关。两次政策争论，一次是“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争论，另一次是由奥本海默事件引发的原子能政策争论。一次学术会议是指“关于国际关系的革命J性、发展性学术讨论会”。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拉斯韦尔概括的公共政策学的六大规定性中体现出来。形成了以这六大规定性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学的第一个范式，即第一个发展形态。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将它称作第一个分水岭。拉斯韦尔这一代人对公共政策学的理解中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方面，如对民主主义和理论实证主义的合理性的赞赏、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充分的时空观念的必要性、发展观念的重要性、政府官员应参与公共政策的深信研究等，这些对公共政策学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行为主义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各门学科都普遍接受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完全取代了规范的、理性的研究传统。在这种背景下，拉斯韦尔等人创立的公共政策学完全浸染了行为主义的色彩。他们过分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将这种方法等同于理性。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对行为进行量化处理，用数据说话。人们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考虑伦理价值，使公共政策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而且，这一时期的公共政策研究也是与经济学相联结的。这一时期或这种范式的公共政策学，只重视自然科学，只有枯燥的数字，因而是一门“冰冷”“生硬”的学科。
（2）形成时期
西方公共政策学进人正式形成阶段的标志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叶海卡·德洛尔（YehezheDror）在1968年至1971年旅居美国期间，写出了被称为公共政策科学“三部曲”的（（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科学探索》《政策科学构想》。
2o世纪7o年代，计算机的运用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得到了推广，政府在更为复杂的经济运行中的干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公共社会问题增多。所有这些一方面要求政府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将合理、科学的政策有效地付诸实施。显然，原有的公共政策范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德罗尔批判了行为主义对公共政策学的妨碍。他指出行为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弱点：不具备严格区分个别行为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片面地接受所谓均衡概念；回避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戒规等伦理道德问题；容易陷于完美主义的泥潭。德罗尔指出，行为科学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理论行为科学，另一类是应用行为科学，以往的公共政策学过于强调应用行为科学，忽视了纯理论行为科学。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出现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超前倾向”，在70年代中期则出现了“趋后倾向”。政策咨询固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决不仅仅是信息获取筛选与理论设计的结果，政治与行政方面的公共政策涉及政党、行政机构、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一项公共决策往往是各种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要研究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就必须考虑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仅仅制定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说服和组织贯彻。因此，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于将制定出来的政策进行推行和实施。这样，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就转向于对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进行探讨。德洛尔面对崩溃的公共政策学，勇敢地进行了重建工作。他认为应当批判行为主义，对整个政策科学的基础进行建设。他主张对制定政策的系统加以研究，并提出了构建总体政策即制定政策的若干设想。这有力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这是公共政策学的第二个范式，即“第二个分水岭”。
（3）自我批判时期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之后的发展中碰到一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相形成特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
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却回避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关注较少。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的持续发展，到了20世纪8O年代中期仍然未能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探讨了政策科学在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提出了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
①加强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对一般选择理论的研究，而选择则以价值作为基础。因此，价值、伦理问题在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以至于有的学者如威廉·邓恩（WilliamDunn）称公共政策学为应用伦理学。
②加强政策效率和比较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在政策效率方面，西方学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就政策的效率去考究效率，而是从两个更为深人的角度去研究政策效率问题。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及其生态方面去考究效率，尤其是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另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的比较中研究效率。这种政策的比较，不仅是就一个国家内部各项政策而言的，而且还对国家间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的生态方面去考究政策的效率，深人探讨一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
③开展政策信息多元化方面的研究，强调政策学家与政治家合作。西方学者认识到政策研究在提供分析技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政策研究只能促成政策的形成，但不能取代政策的决定。因此，政策科学家不应再自认为是政策方案的设计者，他的主要任务是要从诸如立法机关、联邦机关、州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宣传团体、法院等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关联的政策利害人那里获取政策信息；政策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也不再是协助决策者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是要在许多不同的政策利害人中，取得共识，制定出能够平衡不同观点和意见的满意政策。与此同时，政策学家认识到过去过分强调科学家和政治家各自拥有一套分离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及政策科学采取中立的、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不合理的。相反，政策学家应当在政治领域中发展政策科学规范，政策分析家应当与追逐权力的政治家合作，融人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与政策制定者成为知识上的伙伴。
（4）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时期
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对原有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化；另一种趋势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关于对原有主题的深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另一个问题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关于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增强公共政策的应用性；
二是加强理性意识形态，由传统的政策决策研究转向政策调查研究。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公共政策学家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电脑犯罪、信息政策、试管婴儿、温室效应等。因为这些新的社会公共问题既是对人类的挑战，也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不少研究者感到单靠以往的纯客观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采取以后实证主义为主体的主观研究方法。
以往公共政策学家过于重视以经济与技术理性为主体的政策抉择研究；总是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强调如何依据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排列方案的优先顺序。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已暴露出弊端。许多政策学者转向政策调查研究。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个最佳的即能为社会全体大众接纳的政策。所谓好政策就是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为此，就必须通过政策调查、政策辩论获得合理性，并由此确定出是否接受某项政策的前提条件。 从时间（纵向）上来看，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创建一形成一批判一拓展的道路；从空间（横向）上来看，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学科化一组织化一产业化的道路。公共政策的学科化，表现在从20世纪70代起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政策科学、政策分析等专业，与政策科学相关的课程相继开放，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学人才。
公共政策的组织化是学科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组织保证。政策科学的组织化，表现在各国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P50）应运而生。组织化的范围也包含各种形式，如地区性的、国家性的、洲际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化的研究方向也各有不同，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有首脑参谋智囊，有政府决策思想库，有专门的政策审核程序机构，有政策评估监测中心等。
公共政策的产业化是公共政策学科化和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它表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一支以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为职业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政府内外、各行各业都发挥着分析、评估、咨询、决策的作用。这支队伍或是以各种组织的名义承接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委托人的政策分析项目，或是以政策研究组织与个人的身份受聘于政府、公司、国际组织和企业集团。政府本身由于控制与监督职能的需要也设立了官方的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评估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