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同的法律适用上，持“单一论”或“整体论”的学者们是主张（）

在国际私法中合同的法律适用上，有两个问题素有分歧与争论，即
（1）把所有与合同有关的问题交由一个法律解决（即单一论或整体论），还是允许对有关问题（如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合同的形式要件与合同的成立与效力、乃至合同的履行和合同的解释等等）加以适当分割而分别定其应适用的法律（即分割论）？
（2）在定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时，是依客观的连结点（如缔约地、履行地、当事人住所或居所地等）来加以规定（客观论），还是应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主观论）？
对第一个问题早在巴托鲁斯的学说中，便主张采分割论。如依他的观点，缔约能力应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合同的成立及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效力应适用缔约地法，而对违约等非预期的效力则应适用履行地法。萨维尼在18世纪上半叶提出合同的“本座地法”不是缔约地法而是履行地法，它应用来决定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但他也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能力、合同的解释、合同的形式可以不适用“本座地法”。但对分割适用不同法律于同一合同关系的不同方面，也有反对的判例。反对者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合同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法律的观点上来看，应该是一个整体，都应只由一个法律支配。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法国学者杜摩兰于16世纪中叶提出合同关系应适用当事人明示或默示选择的（习惯）法律（即当事人可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时止，采用客观连结因素来确定合同应适用的法律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后，杜摩兰的学说逐渐被推广，如在1760年适用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思想被引入了英国的判例法。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不得以特殊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的法律”实际上也隐含有这种“意思自治”的思想。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25条更将它提高到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的地位，其规定为：“因契约而发生的债，双方当事人有共同国籍者，适用其（共同）本国法；否则，适用缔约地法。但在任何情况下，如当事人另有意思表示，从当事人选择。”
目前，在“客观论”与“主观论”的对立上，实际上已出现把主观论所提倡的作为首要原则同时又补充适用“客观论”的主张相结合的普遍实践；而在“统一论”和“分割论”的对立上，虽然缔约能力、合同形式与合同的成立与效力三者分别定准据法的实践较为普遍，但在必要时，对这三个方面统一置于合同准据法管辖下，仍然是有常见的实践。

生产力系统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指系统整体具有若干个不同于各要素（子系统）功能的新功能，这一特殊性被系统论者上升为一个普遍原理，即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条的孤立属性的简单加总。形象地说，就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