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法家的“赏罚”理论。

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一些运用赏罚的原则。
（1）“信赏必罚”
法家主张，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认为这样做，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
商鞅认为，只有“厚赏”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今。
（3）“赏功刑罪”、“赏勇罚怯”、“赏富刑贫”
商鞅指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他所讲的功、罪，是专指对待农战而言。他要求用厚赏鼓励人民积极从事农战，用重罚去惩治不努力从事农战的人。为了富国强兵，就必须“赏勇罚怯”、“赏富刑贫”。“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罚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4）“赏誉同轨，非（诽）诛俱行”
这是指社会舆论要与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把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统一到法令上来，实行“壹赏”，“壹刑”，“壹教”。人们的认识应与法令相一致，“赏不当则民疑”，“有重罚者必有恶名”，这就叫做“赏誉同轨，非（诽）诛俱行”。
（5）少赏多罚，轻罪重罚
商鞅认为，重刑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他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禁奸止过也。
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这段文字集中反映了商鞅的重刑思想。他认为，重刑和实行连坐法，人民就不敢以身试法，自然也就用不着刑罚了。刑罚的作用在于禁奸、止过，要禁奸、止过，没有比用重刑再好的方法了。
韩非也坚持这种重刑论，认为刑轻人民容易犯法，不处罚等于鼓励他们犯罪；处罚了则等于为民众设下陷阱，所以说轻刑伤民。唯有重刑才能止奸，才能治理好国家。

先秦图书文献的编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主要成果：儒家六经、历史书籍、诸子著述。
出现许多新创的编辑体例：编年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谱录，以及语录体、专题、汇编等。
一、编年体
编年体例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但当时史官缺乏时间意识。孔子编次春秋，首次严格将史事发生的时间按年月日排列开来，开创了以注意时间的准确性和连贯性为特色的编年体史书编纂体例。《春秋》《左传》《竹书纪年》
二、国别体
从“语”和“策”字来看，都是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的史书，采用以国别为纲的编辑体例编辑成书，是为其记载各国诸侯言行的著述内容所规定的。
三、纪事本末体
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读史者先秦各诸侯国的编年史时，一时难以从多国编年史中观览始末，因此楚大夫铎椒就将分书于《春秋》中的有关史事的记载分类采录出来，使其首尾完整，得见成败，便观始末。运用抄书改编的方法，按新的利用或阅读要求对史料进行重新组合排列。
四、语录体
是一种以问答之语为主要内容，采用摘字名篇的标题方式而无严格的篇章结构的图书编辑体例。
五、法规性书籍
李悝《法经》内容全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典。

法家非常重视赏罚，并提出了运用赏罚的主要方法：
（1）“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2）“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3）“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4）“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
（5）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法家从立法、执法、运用上法，处理法与权势，法与策略手段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方法。
（1）立法原则：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
（2）执法主张：明法；任法；壹法法。
（3）运用赏罚："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功罚罪"、"赏勇罚怯"、"赏富刑贫"；"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少赏多罚和轻罪重刑。
（4）法、术、势相结合："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如何处理这三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前期法家重，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中"术"。后来韩非总结前期法家德得失，强调必须"以法为本"，使法、势、术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法治"。
首先，以法为本；其次，法与势相结合；
最后，法与术也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