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西蒙如何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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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如何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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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问题和答案

第1题：

如何看待古代的复仇问题？

正确答案: 古代复仇者的结局要么是依法裁决的“死”，要么是被统治者宽赦、社会舆论支持后的“生”，复仇将情理法的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法治社会里，对复仇的违法性毋庸置疑，但是复仇体现的情理法冲突仍困扰着法治建设。“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这种复仇权利仍然为一般社会成员所享有。随着国家作用的扩大和地缘政治的强化，生杀之权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国家，复仇权也逐渐受到种种限制。《周礼》主张区别不同的杀人行为而给以区别对待，“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春秋公羊传》则进一步明确：“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母被他人所杀，子女若不能为其复仇而苟且偷生，则于情于理不容，不孝之名难以摆脱；但若复仇杀人，则势必引起反复仇杀，导致社会混乱，危及国家政权，同时也会直接侵损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重视宗法伦理的国度里，国家法律对私人复仇从认可、允许，到限制、禁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直到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相对健全完备的唐代，社会对于禁止复仇一事仍然久议不决。唐朝统治者本有强化国家统一司法权的总体设想，试图较大幅度地加强法律的强制性，禁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国家司法权的民间复仇行为，但这一点又与唐代尚礼法、重伦常的基本国策相悖。于是，从朝廷、官府到民间，围绕着是否允许复仇的问题，一场广泛的讨论展开了，赞同、反对、调和的意见都获得了表达的机会。在法治社会首先应当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其次，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最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恰当运用情理法。立法中要恰当吸收情理因素，社会变化时法律中的情理因素也应当作相应调整；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发挥情理的作用：结合情理因素进行事实认定；灵活运用情理，发挥调解制度的优势；法律缺位时使用情理弥补；司法应结合情理实现法律目的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2题：

怎样看待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政策理论角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正确答案: 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主要存在于执行机构和目标群体之间。基本上可归结为五类：
1、实际政策不能得到执行
2、不能得到完全执行
3、歪曲后得到执行
4、表面上执行而实际未执行
5、与原政策背道而驰。
其造成的后果是：影响政策效力的发挥，使政策效力出现零效力或负效力，损害目标群体的利益，挫伤其积极性，政策做为一种资源被滥用或误用后，它的“利益调节器”作用的发挥便受阻，失去其利益取向，更勿庸提满足大多数人的“多数满意原理”。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加强对执行机构的监管，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跟踪调查或不定期抽查。

第3题：

政策执行的象征性层面所关切的不仅是如何执行政策的问题，而且是执行多少的问题。()

参考答案：正确

第4题：

简述西蒙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原则。

正确答案: 西蒙是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决策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的。
关于判断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不同的，即前者是基于人的主观价值，而后者则是基于客观的、实证的真实性。基于这种观点，西蒙提出了下列区分政策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原则：
（1）一个决策问题是应该交给立法机关还是应该交给行政机关，这取决于其中所含的事实问题和价值（伦理）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关于事实问题的纷争程度。
（2）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必须反映社会价值，当价值判断有争议时，则行政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向立法机关负完全责任，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保留控制权。

第5题：

所谓文学语言的角色问题，指的是如何看待语言和文本的关系问题。

正确答案:错误

第6题：

如何看待城市问题？

正确答案:⑴大部分城市问题是相关的：许多问题有相同的根源，一些问题能够造成其它问题的恶化；
⑵政府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同于市场方法；
⑶大多数城市问题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土地的利用方式。

第7题：

萨特的短篇小说《墙》的思想内容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回答了（）

A、如何对待金钱的问题
B、如何看待人生世界的问题
C、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
D、如何对待友情的问题
E、如何看待生死转化的问题

正确答案:B,C,E

第8题：

如何看待当前科技界的科学精神缺失与学风浮躁问题。

正确答案: 科学精神缺失是指没有遵循科学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进行科学（或学术）活动的现象，它的直接表现是不遵循求真务实的理念，缺乏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不具备包容和开放的心态，不愿意为科学而奉献终生，不善于大胆地质疑，盲目推崇学术权威，在科学活动的标准评判中掺杂了种族、性别、年龄、宗教、民族、国家、阶级、个人品质等主观因素。例如，20世纪30—60年代，拉马克和米丘林的获得性遗传学说在苏联成为正统理论，代表人物李森科借助政治权威拒绝受到实验支持的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视西方遗传学家为敌人，将遗传学打上阶级的烙印。
所谓学风浮躁，主要指学界追慕虚名、急功近利的风气，它与学术研究所必备的理智、沉稳、严谨、求实的风尚背道而驰。当前学术界中比较常见的浮躁学风有：不安心从事系统、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而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粗制滥造，只求数量、不顾质量，企图不付出艰苦的努力就获得高额的学术回报。
近几年来，我国科技界的科学精神缺失和学风浮躁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①科研活动的功利色彩浓厚，过多地看重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得失，利用科研机会谋取私利。在商业利益冲突下，部分科研人员彻底忘记了科学的非私利性，追求不当利益；②迷信或畏惧学术权威，轻信永恒不变的真理，部分丧失了科学的质疑和批判本性。在科研设计、研究方法选择、研究过程、技术标准、数据分析和成果应用等环节不能时刻保持批判意识和态度；③不遵循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学规范和科研方法，缺乏必备的相关学科知识；学术态度不严谨，科学态度不端正，因主观倾向造成的系统性差错；④不愿意不断接受严格又系统的科学训练，不关注最新的学科发展动态，把主要精力用在跑科研项目、拉关系、参加社会活动上；⑤普遍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等不良现象，甚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将他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随意篡改、捏造实验数据，将本不具有创新型的成果贴上创新的标签，骗取公众承认而获取学术地位和物质利益，企图不付出艰苦的努力就获得高额的学术回报。
这些严重背离科学精神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正常的学术氛围，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十分不利。违背科学精神必然会对国家、学术界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是背离了求真精神，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以及学术腐败屡禁不止，许多研究无功而返，浪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如王洪成“发明”水变油，周锦宇“发明”W形超浅水船等，完全超出了目前人类已知的自然科学知识，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程序，却在媒体和一些官员的追捧下，成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之后，所谓的创新发明无疾而终。二是误导重大工程项目盲目决策。目前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的匮乏使得一些重大公共项目仅仅凭借官员个人的喜好，缺乏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社会因素，这些决策失误直接导致经济损失。三是助长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伪科学和迷信泛滥。当前不少人仍然将人生命运寄托在问卜算卦、烧香拜佛之上，一部分年轻人迷恋星座算命。科学精神的缺失如不能尽快扭转，就会对国家、民族、党和兢兢业业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的发展产生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滋养。这就要求每一位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必须端正治学态度，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树立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必须耐得住艰辛和寂寞，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方法，矢志不渝地坚持以自己优秀的学术成果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必须正确对待学术活动中的名与利，正确处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以推动学术进步为己任，以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己任，献身于追求真理的崇高事业。同时，必须坚决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更不能自甘堕落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唯利是图。

第9题：

西蒙如何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

正确答案: 西蒙认为从决策与执行的观点来区分政治与行政并不妥当，因为行政也必须作决策。
西蒙是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决策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的。
关于判断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不同的，即前者是基于人的主观价值，而后者则是基于客观的、实证的真实性。基于这种观点，西蒙提出了下列区分政策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原则：
（1）一个决策问题是应该交给立法机关还是应该交给行政机关，这取决于其中所含的事实问题和价值（伦理）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关于事实问题的纷争程度。
（2）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必须反映社会价值，当价值判断有争议时，则行政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向立法机关负完全责任，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保留控制权。
以上区分原则并非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分等同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但是它与价值-事实的区分有着密切关系。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都包括价值与事实这两种因素，但是，就政策问题而言，价值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取决于立法人员的主观价值；而对于行政问题来说，事实因素则在其中占居着重要地位，所涉及的价值问题主要是反映社会价值，所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在于客观、实证的真实性。
西蒙的这种政策（政治）与行政区分说，其目的并不在于作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职权的区分准则，而是在于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性质，从而确定行政学或行政行为的研究对象。

第10题：

如何看待克隆动物的伦理问题？

正确答案: 首先，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被克隆者作为人所享有的独特性被粗暴地剥夺了。
再次，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
最后，社会学上克隆人与供体者的关系，克隆人身份、地位、家庭观念、克隆人的权利、婚姻及克隆的不确定性等将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还可能扰乱征程的进货规律，干扰性别比例等。

西蒙如何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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