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评述19世纪70年代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办报思想。

题目
问答题
评述19世纪70年代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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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题:

简要评述邹韬奋的新闻活动与办报思想。
邹韬奋的新闻活动。
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5年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1936年3月,积极筹划出版《永生》周刊,鉴于国民党压迫,由金仲华主编。1936年6月7日,在香港筹备出版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同年8月23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从香港迁回上海,改名《生活星期刊》继续出版。1936年11月22日,在“七君子事件”中,邹韬奋被捕狱。
(一)以大众进步和民族解放为目的
(二)主张办报刊要有个性
(三)适合大众需要的文风
第一,“促膝谈心”。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人。
第二,“明显畅快”。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
(四)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
第一,言论上的独立精神。
第二,工作上的敬业精神。
第三,读者至上的服务精神。
(五)重视报刊的经营管理
第一,处理好“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第二,实行“集体的管理”与“民主的纪律”。
第三,“搞好管理,精打细算,自力更生,永远节约”,也是邹韬奋的一条经验。
第四,主张“为公择人”。

第2题:

评述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办报思想。


正确答案: (1)"耳目喉舌"论:认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2)报纸的"两大天职"说
①"监督政府",②"向导国民"。
(3)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
①"宗旨定而高",②"思想新而正",③"材料富而当",④"报事确而速"。
(4)健全舆论的主张,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报纸与舆论的关系等。
(5)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的方法。

第3题:

早期维新派代表之一的郑观应,其新闻思想包括()。

A.认为报纸是“通民隐,达民情”的工具

B.认为办报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枢纽

C.要求办报自由,言论自由

D.抨击清政府只准外人办报而不准国人办报的政策

E.让清王朝制定报律


正确答案:ABCDE

第4题:

评述19世纪70年代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办报思想。


正确答案: 梁启超:系统化的新闻理论:
(1)"耳目喉舌"论:认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2)报纸的"两大天职"说
①"监督政府",②"向导国民"。
(3)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
①"宗旨定而高",②"思想新而正",③"材料富而当",④"报事确而速"。
(4)健全舆论的主张,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报纸与舆论的关系等。
(5)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的方法。
康有为: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认为报纸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武器之一。

第5题: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具有以下哪一种思想倾向()

  • A、男权恐怖主义
  • B、女权恐怖主义
  • C、男权道德主义
  • D、女权道德主义

正确答案:C

第6题:

评述王韬的办报活动及办报思想。


正确答案: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这是我国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通过报纸,王韬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鼓吹变法图强,其思想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都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称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办报思想:
(1)办报的意义:"办报立言"。
(2)报纸的功能: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3)在国内最早论述了新闻自由的思想。
(4)报纸的文风:直抒胸臆。
(5)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是知识广博的"通才"。

第7题:

以下哪一位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领导人之一()

  • A、黄克强
  • B、黄宗羲
  • C、黄遵宪
  • D、黄庭坚

正确答案:C

第8题:

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发展的轨迹,是从“人民报刊思想”到“无产阶级报刊思想”,再到()

A.“党报思想”
B.“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C.“全党办报”
D.“政治家办报”

答案:A
解析:

第9题:

简要评述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正确答案: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已经接近200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几家主要的由外国传教士出面创办的中文报刊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万国公报》。
19世纪末的传教士报刊不象以往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而是大幅度增加时事政治,评论中国时政,推进不平等贸易、商业新闻和评论,广告多了。表明传教和办报是为推行殖民政策服务,目的使中国殖民地化。

第10题:

评述早期维新派关于关税问题的主张。


正确答案:在清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早期维新派对条约给予外国列强协定关税权尤为深恶痛绝,认为外国列强所享有的这一特权“尤属不公”。中国由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而中国海关对外国货只能征收极低的海关税,奢侈品如进口之吕宋烟、洋酒等还不概不纳税。这不但使中国财政收入蒙受损失,中国海关亦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功能。因此他们在研究国际法后,极力主张清政府通过修改条约,自主增加关税,对洋商课以重税,以挽回利权,富民强国。他们认为,“每届修约之期,必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税则不亚欧洲各国”,而中国也可借此富裕。
早期维新派认识到了关税对于本国经济的重要性,看清楚了侵略者取得关税协定权以后的巨大危害,因而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的主张,这是他们的进步之处。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早期维新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深刻揭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的政治、经济原因,揭露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对外扩张,输出商品,掠夺原料的本质,因而对和平改约收回关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错误认为公理必然战胜强权,改约是“论理而非论势”。而且他们认为改约比之废约阻力要小,更为便捷,易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对外国侵略者来说,关税协定权是他们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后才得到的,这就决定了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改约收回关税是不可能的。
但是早期维新派通过和平改约收回权利的思想和主张,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辛亥革命中所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强调条约期满重议。20世纪20年代后,在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外都曾进行过修约交涉,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