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评述梁启超的报刊思想。

孔丘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成为君子的主要条件是具有道德修养。“礼”与“仁”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 学礼要做到一切视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规范。礼要有一定的形式，但更应该重视的还是礼的内容，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感情，否则就徒具形式。在道德教育中，提倡礼的教育要贯注仁的精神，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能真正充实。以仁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伦理关系时，就有不同的更具体的道德规范，其中最重要的两项道德规范是忠与孝。“忠”要求对人尽心竭力、诚实负责：“孝”要求尊敬和顺从父母仁德的实行可分忠和恕两方面，即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孔丘还总结了一些进行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一是立志，以志于仁道为个人志向和人生理想，并且坚持志向，不为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动摇。二是克己，在处理对人对己的关系时应着重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仁的规范。三是力行，努力按道德规范进行实践。四是中庸，待人处事都要中庸，防止发生偏向，一切行为都要中道而行。五是内省，不论道德认识或是道德实践，都需要有主观积极的思想活动，称之为内省。六是改过，人会犯错误是客观存在，“过则勿惮改”，正确的态度是重视改过。

【答案要点】泰勒认为课程即学校为了达到其教育目的而设计并指导的学生所有的学习。课程编制过程可概括为确定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组织学习经验、评价结果这样四个步骤或阶段。这里，我们一方面似乎可以看到博比特和查特斯以目标为中心的课程编制模式的影子，另一方面也依稀可以看到杜威的目的与手段之关系的影响。
对泰勒原理批评最多的，也许是认为它把课程编制作为一种直线式的过程。但很有趣的是，尽管一些学者批评泰勒原理，而他们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却又在遵循泰勒的模式。甚至有此完全不赞同泰勒原理的学者也是这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泰勒原理确实成了课程领域的一个范式。
当今，国际上许多课程论工作者都坚定地相信，形成明确的目标是所有课程设计中必需的第一个步骤，而且也是所有其他课程设计中必需的第一个步骤，而且也是所有其他课程决策的准则。但人们没有注意到，除了可以从目标入手外，还可以从其他处入手；而且目标也并非一定是判断手段的有效准则。
事实上，自泰勒原理发表后，也有不少课程论工作者试图在泰勒原理的基础上勾勒课程编制产生过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及其关系。
有人试图通过描述一些具体的观念(包括对教育目标的来源、课程组织的类型、评价手段的具体说明等)来修正泰勒模式。其中，塔巴就把泰勒的四个基本问题作为直线式的步骤，再进一步把它们划分成八个步骤。有人认为，泰勒原理是直线式的，如果评价结构不符合预期目标时，不能实现反馈，以重新编制课程。例如，惠勒以泰勒模式为基础，将它改成圆周式。
事实上，泰勒是很强调目标与评价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目标是评价的准则，目标的界说是评价的初步阶段。用评价程序来确定学生达到目标的程度，目的在于进一步修改教育计划。不过，不得不承认，惠勒的图解把泰勒原理中的这层意思更加明确化了。

【答案要点】梁启超是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极其重要的领导人物，其教育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针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梁启超认为国势的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并明确地将“开民智”与“伸民权”联系起来，为“伸民权”而“开民智”，权生于智，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后来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画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因此他提出教育应该有宗旨。可见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剖析比较深刻，也是极为注重教育的作用。
(2)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他所定义的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因而梁启超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具有资产阶级品质的新型国民。
(3)论学制。梁启超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中的年龄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智、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
(4)论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梁启超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次以专文论述师范教育。在文章中，梁启超对新旧学堂中的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些不通六艺、不读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的基本情况。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这些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通过对中、西儿童教育的比较，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相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代表的是时代发展的一种方向，他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企图以教育改变国家的命运，“开民智”进而“伸民权”，这一点具有进步意义，体现了它自身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本性，粱启超无法认识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企图借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进行改良救国，是不可能的，因而其教育主张很多不能彻底实现，但其中的意识和趋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尤其是在教育公平、女子教育和向西方学习方面，梁启超有很多思想是值得褒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