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谈谈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讽刺艺术。

题目
问答题
举例谈谈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讽刺艺术。
参考答案和解析
正确答案: 作为一个浪漫气质十分鲜明的诗人,郭沫若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在历史剧中构造诗情画意之境,也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出色的讽刺,揭示人物的灵魂,表达自己的爱憎感情。
郭沫若所使用的讽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调侃;一种则是憎恨的讽刺。善意的调侃,往往用于对正面人物的某种心理的揭示,如红萧对卓文君的调侃,揭示了卓文君爱又不敢大胆追求的心理。憎恨的讽刺,则主要用于对反面人物的批判。如《王昭君》中对卑鄙小人画师毛延寿的讽刺,在讽刺毛延寿时,郭沫若采用了人物自我讽刺的手法,让毛延寿用自己的话来讽刺自己。如毛延寿说,他最恨屈原,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恨他爱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厌恨的。就譬如他这《东君》一篇,我们试问世间上什么人看见过太阳神,并且还穿什么青衣白裳,还乘什么马车,还操什么弓矢呢?世间上什么人又曾经看见过天狼在哪里呢?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偏要虚构出来,这便是说梦话,这便是假。„„凡作诗、作文、学画,都是不可走入邪道。象屈原那一派疯话便是诗文上的邪道,幸好我们现刻是把它摆脱干净了。我们画画,尤其是我们画人物画,第一总要画得象,要象就是真,真到毫发毕肖„„无论如何总要象,要象,要象,„„二十四个‘要象’,除此而外都是不真实,都是假。”这一段话起码有两层讽刺:一层,一个连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都不懂的,缺乏艺术常识的人在此口沫飞溅的指责屈原的诗篇《东君》的“假”,这正揭示了他自己的“假”内行嘴脸。另一层,它滔滔不绝强调画画要画得真、象,而且是“二十四个要象”,否则就是“假”,而恰恰是这个信誓旦旦地要把人物画得象的小丑,因向王昭君索贿未如愿,而故意将“淡淡妆,天然样”美若天仙的王昭君画成了一个丑婆。郭沫若就这样用丑角自己的话,狠狠地打了丑角自己两个嘴巴,揭示了人物肮脏的灵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讽刺艺术的应用,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个性,而且增强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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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问题和答案

第1题: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王昭君》和()。


正确答案:《聂嫈》

第2题:

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是()和()。


正确答案:浪漫主义;诗情

第3题:

举例说明相声讽刺艺术的特点。


正确答案: 相声的讽刺是尖锐的、不留情面的,并且常运用夸张、荒诞的手法将社会的黑暗面、不正之风或人的弱点、不良习气极端放大,是人们对黑暗、错误或不良现象认识得非常清楚,从而受到有力鞭挞、批判、批评、奉劝的效果。但相声讽刺并非直露、简单的揭批和谩骂,而是一种艺术的形象的表达,其尖锐性和含蓄性是统一的。相声的讽刺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典型的形象表现的,是以丰厚的生活功底和逼真的细节描写为基础的。讽刺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含蓄,它靠“形象”而不靠“现象”说话。有些讽刺性相声塑造了家喻户晓的典型形象,如《买猴儿》中的马大哈,《不正之风》中的万能胶,《教训》中的坐地泡等。

第4题:

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


正确答案: 1.主观性与抒情性:郭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屈原就是他自己,《雷电颂》就是他的自我倾诉。郭的历史剧之所以比同期的历史剧更有艺术魅力,就是因为他在剧中大胆地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个性。
2.具有浓郁的诗意,是戏剧的诗。五四时期一部分话剧尚保持浓郁的诗意,30年代,抒情性大减。抗战时期曹禺与郭沫若将诗、剧融合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具有与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诗。郭剧中诗歌舞场面的插入,(《屈原》以《橘颂》贯穿,第二幕中的《九歌》,第三幕的《招魂》等)内在强烈的抒情性。戏剧与诗的和谐统一。

第5题:

谈谈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请举例说明。


正确答案: (1)平淡质直,自然流露,不假雕饰,浑然天成。在《归园田居》这组诗里,几乎全用平淡质直,不加雕琢和藻饰而又接近于农村生活的“田家语”。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只用极少修饰的语言,就把“方宅”、“草屋”、“榆柳”’、“桃李”以及犬吠、鸡鸣、炊烟、桑麻等平常景物组成和谐动人,充满诗情画意的图片,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貌,产生了由衷的向往。
(2)塑造生动优美的形象,达到情景融合的境地。陶诗善于用比兴的事物形象来塑造诗人的自我形象,做到个性鲜明。他以自己的人格构成艺术典型。无论写景还是抒情,都能体现诗人自己的性格,形成优美的意境,达到艺术美与心灵美的融合与统一。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都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能体现其思想性格。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漫不经心地在东篱下采菊,闲静自得地望见庐山。描写诗人归隐之后自己的精神世界已经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悠然自适的神态,异常逼真、传神,达到了移情入景,情景交融的境界。
(3)以白描的手法、平凡的素材创造出非凡的意境和情趣,深入浅出,淳厚有味。例如:《桃花源记》的开头:“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叙述渔人发现桃花源,并描写桃花林的景色,以朴素无华的语言,不加彩色渲染烘托,就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美丽的环境描绘得非常真切、形象。又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小诗写诗人早出晚归的劳动生活,表示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志愿,就是怎么辛苦,也心甘情愿。纯用口语,以白描手法叙事抒情,不但写得朴实,简明,而且通俗中含有精炼,平淡里蓄着深情,可谓平淡与淳美的统一。
(4)讲究篇章的有机结构,有整体美:艺术风格多样化。诗人常把感情渗透到景物描写中去,又常常在写景,抒情中阐明一些哲理。如:《归去来兮辞》,前一段散文是序,后面的辞赋是正文。序和正文的体裁和写法虽不一样,但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这是一篇押韵的抒情散文,也可以说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诗。

第6题:

举例论析《阿Q正传》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及卓越的语言艺术。


正确答案: 《阿Q正传》突出的艺术成就,除人物塑造的典型化、情节结构安排巧妙、细节描写精彩等以外,还突出表现在犀利的讽刺性及卓越和语言艺术上。
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方面,小说中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份。这些议论都具有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是突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另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一段的那些议论,不仅直接批判了阿Q的麻木、糊涂、健忘,而且评击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及作品的中心思想。总之,作者那些诙谐而精辟的议论,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想批判的色彩,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也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教养和突现人物独特的精神面貌。其次,作品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斯亦不足畏也矣”等等,不仅言简意赅,富于表现力,并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诙谐性与讽刺力,是古语活用的范例。第三,是小说的语言饱含着幽默感,并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浅闺”以及“田家乐”、“大团圆”和关于动用众多的人马、枪炮捉拿阿Q的那段描写等等。第四,是小说使用了不少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放倒头就睡”等,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最后,《阿Q正传》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精炼等特色,也同样是十分突出的。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它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了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7题:

举例谈谈《西游记》充满谐趣的艺术风格。


正确答案: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强的一部。其谐趣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人物的思想性格充满谐趣。如孙悟空的乐观主义,猪八戒农民式的憨厚朴实、懒惰自私、贪吃好色、自作聪明。
(2)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将神性、人性、自然性三者很好结合起来。如孙悟空身上的猴子属性,猪八戒身上具有的现实生活中猪的一些属性。

第8题:

以《范进中举》为例,谈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正确答案: 《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这个片段在讽刺艺术的运用上十分成功,很能代表《儒林外史》高超的讽刺艺术水平。其主要表现如下:
(1)出色的对比运用。作品塑造了周进和范进两个被科举、功名毒蚀得灵魂麻木的老可怜虫。在这个片断开头部分,周进已偶然高中,做了广东学道,范进却还是“童生”。周进高踞师座,“绯袍金带,何等辉煌”;范进接卷归号,“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这里,通过衣着形貌的简单勾画,对比出两个人的截然不同的命运,揭示了科举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更有妙者,范进中举前,因参加乡试,他母亲在家饿了两三天,两眼发黑,无人闻问,门庭何其冷寂;一旦中举,且不说报喜、贺喜、看热闹的蜂拥而至,挤得水泄不通;那送酒菜粮米的、集上找人的、还有抹胸捶背的,往来如梭,忙得不亦乐乎,就连“一向有失亲近”的阔乡绅张静斋也一成了范进的“年谊世好”,“如至亲骨肉”一般,又是送银,又是赠房。通过讽刺性的对比描写,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活现出来。
(2)巧妙的情节串集。作品中,主要串集了两组情节:一是用范进考秀才时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找岳父借钱参试被骂得狗血淋头和考完后家中断炊去卖鸡换米等情节,极写人物的穷愁潦倒;一是用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居丧期间连银餐具也不肯用却大吃虾肉元子和官至学道而不知苏轼是什么人等情节,暴露他的虚伪愚昧。从而层层剖析,直揭人物的灵魂隐秘,却又无一贬辞,而其情伪毕露。
(3)传神的细节描绘。如写胡屠户从两次范进家出来的情态:范进中举前,“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作者没有任何主观评价,仅仅两个细节,就把这个人物前倨后恭、见钱眼开的市侩嘴脸、奴才性格传神般地表达出来,使人感到他的可憎、可笑、可鄙,从而取得了讽刺的积极效果。
(4)显真的夸张技巧。如范进中举。喜得痰迷心窍,胡屠户被迫打了范进一巴掌,把他吓醒。事后,这个以杀猪为业的凶神,只觉“手隐隐的疼”,“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显然是夸张,以突出胡屠户的迷信、愚昧和胆怯,揭露他的势利之心。这样一巴掌并不为重,孱弱的范进被打后尚且无事,何以一个惯以打、杀为事的屠户竟会手疼不止且不能弯曲呢?然而读者并不怀疑这一夸张的真实性,原因就在于运用显真的夸张技巧,写得完全合乎人物性格、心理和生活本身的逻辑。
(5)精确的个性化语言。什么人说什么话,不同人物的语言有不同的特色:胡屠户居于社会下层,是个市侩,因此他的语言就会十分粗俗,开口就是什么“癞蛤蟆”呀、“尖嘴猴腮”呀、“老不死的”呀之类,即使吹捧人也十分肉麻,吹张静斋有钱,便说“他家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而更多的则是职业语言,他是屠户,话中也常常离不开“杀”、“猪”、“肉”之类,如嘲笑女婿穷,就说“这十几年,不知猪油曾吃过两三回哩!”说张静斋富、就说“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推说儿子不懂情理,说说“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死这砍头短命的奴才!”张静斋则不同,是中过举、做过知县的乡绅,他拉关系时只说“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要送银子,是“谨具贺仪五十两”,要送房子,是“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而且这前面还要加上一句“世先生果是清贫”这样的语言,对揭示人物性格、增强讽刺效果,都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五点,可以归纳《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两个显著特点:一、作者善于烛幽索隐,揭露人物的灵魂;二、作者善于从整个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着眼,揭露人物的可笑可鄙,进而更有力鞭挞现实社会的罪恶。

第9题: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中人物形象的设置有何特点。


正确答案: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在人物形象设置上的特点主要是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与美丑两极化。
《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十分清楚,他们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面人物“好人”,一类是反面人物“坏人”。他们的尖锐对立,自身的属性很分明。“好人”,特别是女性,个个光彩照人;“坏人”,特别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附庸者,则面目可憎、卑琐不堪。他们都是某种思想和倾向的代表。如“正面人物”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婢女红萧等,他们不仅具有中华民族某种传统美德而且个个光彩照人。他们是正义、美好的化身,是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显现。与她们相比,那些“反面人物”,如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公公程郑,汉元帝,画师毛延寿等,则不仅面目可憎,且心灵虚伪肮脏,是黑暗世界卑琐的魂灵。如卓文君的公公程郑,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腹男盗女娼,他一面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面却“娶了无数妻妾;”他一面骂卓文君“有伤风化”,一面却疯狂卑鄙地迷恋着他的儿媳妇卓文君。„„诗人将这两类形象对立起来写,一方面有意地揭示了新旧对立、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直观地显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凸显出历史剧强烈的思想战斗性。

第10题:

分析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抒情性。


正确答案: 郭沫若的历史剧源于五四时期的诗剧,诗剧的浓烈的抒情性必然给他的历史剧创作烙下深刻的印迹,使其历史剧亦带有明显的抒情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人物语言的抒情性。郭沫若时常把他那火山喷发式的内在激情借主要人物之口排山倒海般倾泻而出,使他的历史剧鼓荡着浓郁的情感波涛。例如,卓文君回击父亲阻挠她再嫁时有大段台词,那是个性觉醒的呐喊,是血的蒸气,是反抗男权制度的嘹亮哨音;王昭君痛斥汉元帝的愤怒之声,就象无形的钢鞭,鞭打着统治者的“尊严”,象一枝犀利的投枪,刺穿统治者腐朽的灵魂,象一首慷慨激昂的生命的长诗,呼唤着抗争与自由的风雨。此外,还有伯夷、叔齐抒发自己苦闷时的独白等,都是感情激越的抒情诗。
2、浓烈的诗情画意。郭沫若的历史剧如同他的诗剧一样具有浓烈的诗情画意。不过,诗剧的诗情画意更多的是凭借“直抒胸臆”构思的,其审美效果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历史剧则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构造诗情画意,其效果往往令人心醉。如在《卓文君》中,作者为了表现女主人公卓文君思恋司马相如,急于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时,设置了一段精彩的对白。这段对白,在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通过特定的性格的人物吐露出来就特别富有诗意。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一往情深,可两人近在咫尺又不能相见,她只盼望能在晚上早早听到司马相如弹奏的琴声以慰藉自己寂寞而空虚的心田。诗人郭沫若通过卓文君与红萧的对话,用卓文君错把“风声”当“琴音”的幻觉,一方面让女主人公自然地流露了她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构造了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读罢令人心醉。象这样的诗情画意,在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中,比比皆是。这种诗情画意,极大地增强了其历史剧的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