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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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治理环境污染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关系失去平衡，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水资源的污染、室内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都直接对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

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使整体环境恶化的形势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对防止环境突发事故的认识不够，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土政策”干扰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的正常执法。为此，政府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加大整治环境污染执法力度。到目前为止，我国针对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关键问题还是执行力问题。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一是确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地位，在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环保法律、法规中增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条件成熟的时候还将出台“环境责任保险”专门法规。二是明确现阶段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标的以突发、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直接损失为主。三是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机构三方面各司其职。四是环保部门与保险监管部门将建立环境事故勘查与责任认定机制、规范的理赔程序和信息公开制度。

强化环境监督管理。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建立内部与外部相结合、多种监督手段综合运用的监督机制。在建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同时，我国还需要在常规上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

依靠科技进步，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加强科技研究，特别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室内设施，并且价格要低，以代替现有高污染的物品，同时也应加强研究处理污染物的新型物质，减少国家的财政输出，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建立环境信息全面披露制度，规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制度与程序。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在应急反应的同时，要及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地方相关部门通报有关情况，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视情况采取必要措施。在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中，要做到及时、准确、权威，积极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环保事业是公众的事业，要加强宣传教育，呼吁公众积极参与，新闻媒体要向整个社会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建立良好的环保氛围。环境污染的防治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关部门全力配合，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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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用好灾区人民的救命钱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踊跃捐献，捐赠的抗震救灾资金物资数量之大，来源之广。这些救灾款物，包含着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深情厚谊，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同胞骨肉情，体现了华人世界乃至世界人民的对灾区群众的关心和同情。这些款物对于灾区人民来说是吃穿的救命钱，是重建家园振奋精神的强心剂。
我们看到，救灾款物的筹集、管理、支出头绪繁多，赈灾重建的工作会时间长，同时有关部门和组织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本身存在漏洞，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救灾款物被贪污、截留、挪用等现象，极大地挫伤了捐献者的积极性，引起了公众和灾区人民的不满。因此，这次救灾款物能否利用好，直接关系到能否夺取抗震救灾斗争胜利的全局，关 系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威信和决心，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
要切实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确保廉洁救灾，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救灾款物进行管理。
第一，坚持信息公开，切实把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置于阳光之下。建立救灾款物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公布制定出台的规章制度和开展的监督检查等情况，设立咨询、举报电话，适时举办新闻发布会。
第二，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审计部门要对救灾钱款进行全过程的跟踪审计，工作面覆盖到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募集和管理使用的每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引入人大、政协、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的监督，尤其做好社会公众的监督工作，把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募集、分配、拨付、管理、使用等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到监督的视野之内。
第三，从快从严从重处理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严办重处贪污、截留、挪用救灾款物，趁机发“国难财”的组织和个人，严肃追究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中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等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建立救灾款物监管体系。为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提供重要保障，为确保对今后救灾款物的安全、有效、有序、规范的常态管理，应该建立健全中国的救灾款物监管体系。
救灾款物的规范管理合理使用，必将唤起全国民众合力抗争，也会赢得其他国家和国际友人更多的关心和支援。某种意义上，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信团结的纽带，是赢得抗震救灾的最终胜利的坚实基础。有关部门和组织务必把灾区人民的救命钱管好、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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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开发 合理保护 依托海洋资源推进可持续发展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洋资源极为丰富。多年来，我们通过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当前我国GDP中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份额都来自海洋经济。但是，由于开发方式不当、对环保不够重视，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海洋环境恶化，野生动植物减少，自然灾害增加，自然资源被破坏，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损害。

　　对待海洋资源应该既科学开发、又合理保护，统筹兼顾、共同推进。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海洋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小、资源脆弱易损，也是因为过去重点关注经济开发的错误方式使我们更加警惕开发的方式。兼顾开发与保护，既有利于推动沿海和全国经济进步，也有利于保护我国海洋资源，从而长远上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如下综合措施：

　　第一，完善海洋开发、保护方面的相关立法。在现有《海岛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关的法律，确定海洋资源开发的规模、区域、方式等内容，以及海洋资源的保护区域、保护方法，为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奠定法律基础。

　　第二，严格进行科学规划。站在国家海洋战略发展的高度，建立海洋综合管理规划体系，对全国沿海地区海洋资源发展的目标、功能给予合理定位，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划定优化、重点开发区和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合理建立产业集聚区和自然保护区。注重海洋高科技产业、旅游业等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格局。

　　第三，加强区域整合协作。宏观上整合各地资源，灵活调配、优势互补，防止出现重复建设。建立各省、地、县的领导干部会议协调机制，定期协商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海洋保护，形成联动、协调机制。

　　第四，优化海洋开发方式。特别注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项目的审查力度，建立污染源控制与综合管理系统，严格禁止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产能，大力引入、推广高技术、低污染的产业、产能，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各级政府积极建立科研机构，重点研发海洋资源开发的高新技术，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

　　第五，加大对海洋资源的综合保护。在完善法规、规划的基础上，加强重点领域的保护与防治，适当建立自然保护区，加大对城市、企业排污的监管力度，普及自动监测设备，对排污超标的严格问责。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监督作用，政府和媒体合作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海洋开发共同形成“综合性海域管理”体系。

　　只有采取从立法到宣传的多方面综合对策，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政策，才能够长远上保证海洋资源的长久利用，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而为我国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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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流浪乞讨”，治标还是治本
流浪乞讨作为人类社会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相悖而行，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政府难以彻底解决的棘手问题。在科技、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也没有摆脱流浪乞讨的这个尴尬问题。
为了应对社会进步与城市流浪乞讨现象的不和谐，世界各国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西欧国家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西班牙政府指定“贫民窟”，给乞丐发行报纸，成立乞丐管理办公室等。在我们国家，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如设立城市救助站，立法，设立禁讨区等措施。但是大家的问题解决了么，流浪乞讨的人群消失了么?
没有，原因在于我们采取的措施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只能治标，还不能治本，那我们是治标还是治本?回答是肯定的，要治本，但是治本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先治标，全方位的治标，到了一定时期就是治本了。所以要在治标的同时，探寻治本的根本之路。
面对“流浪乞讨”要治标，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1)成立国家救助中心，指定社会乞讨救助专员，其他城市、交通、司法、医疗等国家机构设专员负责乞讨救助事务，各省市设立对口人员和部门，联合立法，联合监督执行；(2)国家拨发专项乞讨救助资金，成立乞讨救助基金会，各省市设分会，各地设立专门司法部门监督资金落实使用，鼓励企业、个人献爱心；(3)鼓励企业、个人收容有劳动力乞讨者进行合法雇用；(4)增加城市救助站规模，改变救助站运作模式，给乞讨者创造可以创造价值的场所；(5)建立救助管理全国联网信息系统，组织有效联管、联防；(6)严厉打击利用他人非法乞讨牟利现象，做到发现一个抓一个，救一个；(7)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进户籍管理办法，强力资助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加强学校和社会教育。
面对“流浪乞讨”，治标的目的是治本。流浪乞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它是社会发展不协调的产物，也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要彻底的杜绝“流浪乞讨”的现象，我们必须在治标的同时，加快社会全方位发展，强化社会综合管理，加强全民文化素质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救助体系，深化立法体系建设，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总之，只有加快社会的全方位发展才是解决“流浪乞讨”问题的根本之路。
“流浪乞讨”的消失才是社会的真正和谐，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必须面临的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总而言之，针对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流浪乞讨”问题，只有综合发展、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才是根本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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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慈善家们能放心捐钱
近日，胡润年度慈善榜发布，中国富豪“富而不捐”再度成为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对此，众说纷纭，理性剖析与感性斥责互存。
吉利集团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捐赠遭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慈善成本的视角。李书福在做善事过程中，遭遇过许多令人生气的事，有些受资助的学生竟是地方领导之子，有些家里根本不穷。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他决定绕过地方政府，亲自去证实穷孩子，再决定资助，寻1000个穷孩子花掉200万!
寻一个穷孩子就要花2000元，何其高昂的慈善成本!本来，这笔成本完全是可以省下来，惠及更多的穷孩子，只要相关的地方政府部门都讲诚信，可惜……
慈善捐赠遭遇诚信问题，决不止李书福一个人。排在胡润榜首位置的余彭年至今仍对当年捐赠给某地医院的救护车辆被当作领导“座驾”而耿耿于怀，无奈之下，年过八旬的他只好事必躬亲。他还说，香港有许多慈善家，但慈善方向不在大陆，也是有顾虑。
人同此理，要是自己的捐款，没有雪中送炭，真正落到亟须资助者的手中，而是为权贵锦上添花-被吃掉、喝掉、装进腰包，不但没达到救死扶伤、扶贫济困的目的，而且还助长了官场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一举两“失”，谁能不生气?!谁还会继续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蠢事?!
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我国人均捐款仅为0.92元。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38，而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仅是美 国的1/7300!原以为大面积的腐败与诚信缺失只会降低投资规模与效率，想不到对慈善事业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对此，有人呼吁立法，完善法制建设来促进慈善事业，包括胡润榜上的全国政协委员杨澜也在今年的两会上递交了《加快中国慈善立法进程》的提案。立法，让慈善事业有法可依，有一个基本保障，但是《慈善法》也解决不了官员的腐败与诚信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恐怕还难寄厚望。
在腐败一时间还难以根除，诚信建设任重道远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要让慈善成本降下来，吸引更多的慈善资金流人，应该充分发挥NGO(非政府组织)的作用。NGO的独立、高效、低成本最适合于纯粹的公益事业，包括慈善事业。国外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靠NGO在运作，政府只是对它们实施严格的监督义务，而对实务决不插手。而中国的NGO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是数量严重不足，仅有的几个组织难以胜任繁重的慈善工作；另一方面，仅有的一些组织(如“青基会”)又被认为具有太强的政府色彩(外国的学者形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是“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而不受信任，因此NGO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作用甚微。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该放手就要放手，将慈善交给NGO，让社会的沃土滋润慈善之树，政府只要除草、浇水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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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我国自古就是自然灾害最为频发的国家之一，当今，在全球气候变化异常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灾害形势也愈加严峻复杂，灾害损失也日趋严重。汶川、玉树、 舟曲……无数的不幸充斥着我们的记忆，无数的不幸教会我们警惕。时刻警惕，未雨绸缪，在平安时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从事前防御、事中应对、事后补救三 方面考虑，建立科学完善的防灾救灾机制。　　事前防御，建立科学的防灾预警机制。科学技术是监测、预报灾害的利器，一个信息全面、功能先进、覆盖面广的灾情监测、评估系统在防灾减灾上必不可少。 这就要求我们一要提高自然灾害监测、预报的科技水平，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灾害监测预报技术，推动预警设备的更新换代。二要气象、国土、水利等部门落实责任， 对地质、气象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信息的交流与沟通。三要建立以基层社区、村社为基础的省、市、县、乡、 村、社6级监测体系，群众与政府相结合，地方与中央相协作，积极发挥群众防灾预警作用，做到群防群测。　　事中应对，建立科学的应急救灾机制。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防不胜防，这就要求我们在灾害突然降临时，备有完善的应急机制。首先，各级政府在规 划之初即将应急救灾工作考虑在内，建设与地方实际相适应的应急避险基础设施，各地必须设有专门的避难场所，以便灾害到来时第一时间转移群众，保障群众生命 安全。其次，地方各级政府要制定详细、具体的应急救灾工作流程，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应急救灾的各项工作能在第一时间启动并得到落实。最后，军队、医疗等 单位平时定期开展应急救灾演习，熟练救灾工作流程，加强协作，保持警惕，增强防灾救灾工作意识。　　事后补救，建立科学的灾后保障机制。灾后保障是抗灾工作重要的收尾工作，更是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灾后保障工作主要分为灾后援助和灾后重建两方面。在 灾后援助工作中，一要及时疏通道路，保证援助物资运输通道畅通，确保救灾物资输送及时；二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各类社会组织及个人为辅的援助体制，随时发布 受灾地区信息，鼓励社会各界关注灾情，充分发挥社会救援力量。灾后重建工作要以受灾地方政府为主导，负责制定与地方实际相适应的重建规划，各级政府相辅 助，在政策上对受灾地区有所倾斜，确保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灾难让我们愈加坚强，创痛后当时刻警惕，社会越来越尊重生命，愿意并且能够为安全付出更多的成本，我们必将从灾难中获得快速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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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教育不公拖不得拖不起
拥有平等公正接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任何人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其教育背景。然而愈演愈烈的教育不公不断侵蚀社会和谐的肌体。许多代表委员大声呼吁：解决教育不公拖不得也拖不起!
没有人否认差异的客观存在，没有人要求教育的绝对公平，但同在蓝天下，却因城乡、经济、家庭、区域等差异而失去公平的接受教育机会，与情、理、法都说不通，也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解决教育不公拖不得。教育的公平公正关系到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题中之义。有关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敷衍塞责，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由于客观原因一时无法解决的群众可以原谅，但对担心行业利益受损或者行政不作为，而置若罔闻不公政策的，老百姓不答应。
解决教育不公拖不起。误庄稼误一茬，误人误一辈子，误社会误一代。在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中，已经显现了教育不公的后果。大批青少年因为无钱或者没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过早地流向了社会，既没有多少谋生技能，也没有培养出良好的社会认知，极端者还因心理失衡而仇视社会，带来和谐和安全隐患。我国目前有农民工上亿人，有上千万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边缘艰难求学，如果再不关心他们的教育问题，有可能20年后这些人成为新一代“盲流”。
导致教育不公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因素，但更多的是教育政策的因素，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找到解决教育不公的对症药方。解决的办法一靠改革，二靠发展。要革除一切阻碍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顾项分析检查，一项项解决落实，真正使中央提出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在事关社会最大的公平问题上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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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文山会海” 建设效能政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任务十分繁重。特殊时期必须有特殊之举。一定要下大决心减轻各级领导、部门、基层和企业的负担，采取硬性规定减少会议、减少文件，保障各级各部闩特别是领导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整治“文山会海”已迫在眉睫，“文山会海”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很多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造成大量浪费，助长不良风气。“文山会海”泛滥成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也增加了财政负担。会风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一种体现，作风决定会风。在一些官员看来，多做一些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不如端坐会堂、走上荧屏风光体面；多解决一些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不如鹦鹉学舌、照本宣科轻松舒适；多办一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实事，不如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省事省力。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风气，显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子是相悖的。

第二，影响了干部的执行能力。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是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管理就是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与这些新型的职能要求相比，“文山会海”这种传统的工作方式，只能是政府工作的一小部分。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发短文既是群众的强烈呼声，也是政府减少会议成本、提高执行力和树立良好作风的内在要求。

第三，降低了行政效能。召开会议是为了研究工作、总结经验、布置任务或者接受监督，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工作方式。需要坚决改革的是那些大而空的会议、浪费惊人的会议。

第四，败坏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热烈隆重”的思想作祟下，会议材料越印越精美，会场越来越豪华，有些会议热衷于开在风景名胜区，开在大宾馆，不仅大吃大喝，会后还要发纪念品，组织旅游，将会议开成了吃谈会、旅游会，难怪群众讽刺某些会议“开会像候鸟，飞来飞去”“开会开会，一开就醉”，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文山会海”已严重地影响了行政工作的务实开展，败坏了党的形象，亟须整治。减少“文山会海”，务实机关工作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做到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从根子上根治“文山会海”这一弊病。

其次要慎把“会关”。精简会议、改进会风，关键在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掌握着会议的决定权和话语权。领导干部带好头，就能带动会风的根本转变。

最后要从制度上铲除“文山会海”的土壤。按照贴近实际、提高质量、注重实效的要求，下决心压缩会议费用，控制会议规模，缩短会议时间，提高会议质量。

整治“文山会海”，建设效能政府，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走上和谐之路，推进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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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果，必须全民受益
在2006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就如何改革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秩序，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其中，在如何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方面，全会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
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在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方面，考虑的是全民的利益，改革的成果是全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成果利益的权利，面对社会成员收入上的急剧的不平衡，如何缩小这样一种差距，是中央急速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历经三十年，在改革的全过程当中，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员，都参与到了这场改革的大潮中，并为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牺牲着自己的利益。在全民共同经历改革阵痛之后，应该享受到改革成果所带来的利益。然而，鉴于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各部门性质的不同，社会成员在收入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差距上的显现，所表现出的是社会的不公平，在全民共同参与改革的事实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和部门或是个人，有权去独享改革的成果。
改革得以全面而纵深地发展，得益于全民的共同推动，得益于民众的全力支持，正是因 为全体老百姓，在不计个人利益得失，才最终使改革不因为某些障碍而停滞。在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今天，分配收入上的不平均，导致的必将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受损，导致的必将是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难以充分发挥，因而，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和出台分配制度和分配秩序的有关事项，表明中央对全民改革中受益的高度重视。改革成果，不能仅仅使一部分人享受着，它所惠及的应该是亿万民众，只有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甜头，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适时地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
全民受益的重要性，在此次会议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不仅如此，对于弱势群体中央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会议强调要随着经济发展，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并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水平。应该说，中央在既强调全民受益的同时，又有所偏重，偏向贫、穷、弱势群体人员，对他们给予了更大的关心。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全体人员以实现共同富裕，从中我们可知，一部分人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当我们的改革在获得一定成果时，我们必须去顾及那些仍处于生活低水平线的人，因为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追求。
纵观此次会议所透示出的重要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革成果的全民受益，将成为吹响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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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城市拆迁纠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愈来愈严重。提起拆迁，开发商纷纷叫苦，被拆迁户满腹牢骚，政府也焦头烂额。表面上看拆迁问题只是城建纠纷问题，实际上它已牵涉到法律、政府职能、公众权利等多个方面。所以要解决拆迁纠纷，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相关力量的共同努力。
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拆迁程序不合法、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落实不到位、商业拆迁盗用公共利益之名、粗暴对待拆迁户等拆迁行为，侵害了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嘉禾拆迁事件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经调查发现，嘉禾珠泉商贸城建设项目是借国家投资的幌子搞的商业性开发，为了推动该商业进程的拆迁工作，嘉禾县政府竟然打出了“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还推出了“四包两停”的株连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商勾结的现象呢，说到底还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所导致的，必须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房屋拆迁制度。要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将政府介入和强制拆迁限制在公益拆迁的范围之内，政府应从商业拆迁活动中退出。城市房屋拆迁基本上可以分成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利益拆迁，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政府才可以使用公权力。商业利益的拆迁，必须完全交给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拆还是不拆、补偿的数额，都应交由市场主体自由协商解决。
正常的拆迁工作是发展经济、重塑城市形象的好事，但是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有的地方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如随意在房子上写上很大的“拆”字，不签拆迁协议就停水断电、上房揭瓦，甚至随意出动警力。面对这种现象，作为弱势群体的拆迁户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呢?目前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来保证拆迁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王才亮律师建议因为拆迁的手续比较繁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这方面的规定也比较严格，如果拆迁户的权益受到损害，可以依法审查拆迁人的各种审批材料，抓住拆迁人在审批材料上的任何漏洞谋求胜诉。
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标准。这既给地方政府借口公共利益滥用强制以方便之门，也容易使被拆迁人形成误解，漫天要价，拒绝配合。所以要解决城市拆迁纠纷，法律法规还要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