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礼法两派在法律思想上斗争的实质。

第一、清末礼法之争对法学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第一次使得国学与西式的法学对垒。尤其是法理派所提出的用法理原则和以此改革中国封建法律，对于彻底改变和瓦解以封建法制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华法系”，在经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的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和中华法系，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舰艇炮舰和烈火而开始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法系的消失及世界法系的在中国的逐渐形成。
第二，清末礼法之争以事实和结论演绎着一个法制价值原则：固守传统不可能实现法律的现代化，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更不能完成实现现代化。只有法律文化的本土化和实践的结合，才能最大效能的推动社会和服务社会统治。
在对待中西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清末出现了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守旧与图新之争。12守旧派把传统法律文化，视为中国几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不允许改变“祖宗之成法”；图新派接受了西方学说，建立西方法制观念和现代法律制度，力求改变传统的法律价值观念，但在少数人中也出现了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倾向，事实和历史的经验再次证明：固守传统和简单的拿来主义都有不可取舍的问题，只有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符合国情，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1）二者的阶级本质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代表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治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之争。先秦儒家代表新老贵族，维护礼治；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法治。
近代礼法之争是在封建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法治观与资产阶级法治观之间的冲突。礼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法理派代表资产阶级，礼法之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什么样的法律的争论。
（2）争论的焦点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是“儒法之争”，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究竞应该以奴隶主贵族的传统的“礼治”来治理国家，还是以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治理国家。
近代礼法之争是修订法律，即立法中的争论，实际上是“法法”之争，礼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张制定新律，但在立法的指导方针上有重大分歧。礼教派主张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律思想来指导立法，法理派主张以资产阶级法理来指导立法。“礼”是法典化的礼，是写入封建法典中的，维护宗法家族制度的礼法；法是资产阶级的法理。两派争论的焦点是用封建礼教，还是用资产阶级法理指导立法。
（3）先秦法家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来反对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清末法理派用资产阶级的法理反对封建法典的纲常名教立法宗旨。
（4）斗争的结果不同。
先秦礼法之争的结果是法治理论暂时取得了胜利，秦国以法家的法治理论为指导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统一了中国；近代礼法之争的结果是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而告终，新律中不断加入了有关纲常名教的条文。
（5）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清末法典化的礼是从先秦传统的礼发展而来的。因此，两次礼法之争中的礼是一脉相承的。两次礼法之争都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秦礼法之争导致了秦王朝统一中国；近代礼法之争导致了中华法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