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九八六》为例,简要说明余华小说对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的继承。

题目
问答题
以《一九八六》为例,简要说明余华小说对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的继承。
参考答案和解析
正确答案: 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这一自残场景中的“围观”现象,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群众观看夏瑜被杀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看/被看”的场景中,启蒙者与愚昧者的处境居然历经一个世纪仍未改变:无论启蒙者做出何种牺牲,招来的都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启蒙仪式成了娱人耳目的表演行为。《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而且,当“疯癫”被余华用作颠覆历史的核心意象时,它已不再具备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疯癫”并不是人性恶的表征,而仅仅是疯子在现实当中的伦理处境,疯子的自残只不过是他内心生命体验的现实回放:既然疯子的内心世界因为“文革”历史的迫害而变得支离破碎,那么,他的自残就不过是他生命体验的正常表现。在现代伦理学看来,这种一己的生命体验既是他的存在状况,也是展现他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疯子的疯癫行为其实符合他自身的生命逻辑,因而也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状态。但在围观的群众看来,疯子的自残行为又的确是疯癫的表征。那么,如果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去窥探群众的存在状况时,就会发现,在表面上看,群众才是清醒的大多数,他们围观疯子自残的场景,似乎表明了自身理性的健全。可是,如果疯子的存在状况是合法和正常的话,那么,群众在围强行为中展现的惊讶、兴奋和恐惧就是不正常的,换言之,群众对疯子正常生命体验的无法理解,恰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疯癫”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说过,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往往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眼中的疯子,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因此,当观看疯子自残的群众用怜悯、歧视、窥探、嘲笑等行为将疯子从理性的大多数中排除出去的同时,也证明了自身存在状况的“疯癫”。在这里,疯子与群众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对调:疯即是不疯,不疯即是疯。从这个角度说,《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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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问题和答案

第1题:

以画横线的句子为例,简要说明本文科学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4分)


正确答案:
27. (4分)这两句用近似对称的句式强调了桂枝、肉桂的特性及药用价值的不同,又用“必”和“多”等词语从程度上准确地说明了二者药用上的差异,既有文学性又有科学性。(一点2分)

第2题:

请以冰心、许地山、王统照小说为例,简要说明文学研究会作家小说创作的变化过程。


正确答案:冰心小说从《两个家庭》到《超人》,再到《分》,表现了文学研究会作家从问题小说到泛爱小说再到批判小说的发展全过程。许地山的小说从《缀网劳蛛》到《春桃》,王统照的小说从《微笑》到《湖畔儿语》,则主要体现了这个发展变化的后一阶段。总之,文学研究会作家大多经历了一个由表现“爱”与“美”,到揭露社会不平现象的变化过程。

第3题:

《骆驼祥子》继承了“五四”乡土文学开创的现实批判主题,把空间由乡村拓展到了都市,把受侮辱、受迫害的下层主人公由农民拓展到了城市贫民。()

此题为判断题(对,错)。


参考答案:√

第4题:

以《冈底斯的诱惑》为例,简要说明马原小说形式创新的意义。


正确答案:体现“马原体”特征最著名的作品是《冈底斯的诱惑》。这部小说讲述了探寻“野人”、观看“天葬”、顿珠婚姻等三个故事。交错叙述的三个故事彼此独立,既不完整,也没有明确的线索,往往是突如其来,又倏忽而去,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通篇的叙述主要由“自报家门”和自言自语式的独白构成,显得随意自然,完全没有传统小说的叙事秩序。在小说中陈列各种事件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生活现实偶然本质的叙事“还原”。而这种“还原”的叙事方式,正隐含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念的颠覆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冈底斯的诱惑》其实是一部作家依据自我的精神真实而展开的叙事实验,对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客观真实观和历史决定论构成了颠覆与挑战。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马原小说形式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此。《冈底斯的诱惑》的叙述方法极为奇特。作品开篇便说:“信不信由你,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马原不仅写了打猎的故事,还写了陆高和姚亮的故事、穷布的故事、顿珠和顿月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小说情节只是场景和行为的拼贴与叠加。作品共16节,每节的人称都在不断替换,在讲述老作家的故事、穷布的故事时,分别采用了第一和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而有关陆高、姚亮及顿珠、顿月兄弟的故事,则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甚至在一节中还出现了不止一种人称。最重要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本身是不确定的,这个叙述者无处不在,他可以是作家自己,也可以不是;可以是作品中的人物,也可以是作品中人物所回忆起来的另一个人物。叙述人称的不断改变,使作品始终都没有贯穿全文的叙述者,从而达到了虚构与真实的错位转换,不仅情节受到了抑制,人物也被彻底符号化。如央金只是陆高的个人印象,而陆高也不过是作家个人经验的延伸。除此之外,小说还成功地利用了读者的期待心理,设置悬念,似有追索,但结果往往又与原来的期待形成强烈的反差,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阅读心理,实践了马原的“叙述圈套”。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马原体”小说,指的就是这种放逐意义、重视叙述本身的形式实验。

第5题:

以鲁迅(或巴金、沈从文)的具体作品为例,说明新文学建设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正确答案: 首先时反叛和超越的关系。传统文学发展到晚清时期事实上就已经存在面对现实反映无力的问题,因此新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否定。
其次要看到也有继承的关系。这种继承从思想的层面上讲,就是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精神的继承,就是现实主义美学(沈从文也许更突出传统的田园诗意美学)的继承,就是民本思想的继承,从心理上讲,就是浓厚的民族自强心理、集体心理,从文学形式上讲,就是语言、叙事、篇章和结构上的中国化、民族化。

第6题:

王安忆小说在张爱玲小说的基本上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以《长恨歌》为例简要说明。


正确答案: A.《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长安、《倾城之恋》中的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微龙等女性是同一类人,她们都识文断字,并尝试着摆脱旧家庭的笼罩,把自己交付于社会化的大都市。
B.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这种出走始终是不成功的。张爱玲小说的叙述空间,一直局限于家族式的封闭空间中,人物心理的活动也同样具有浓烈的家庭和闺阁特点。
C.王安忆小说对都市女性命运的阐释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琦瑶从家庭走向社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自己传统家庭的限制,因此,她的叙述空间是开放式的。
D.张爱玲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都市作家,对现代社会化的大都市怀有相当矛盾的心理,但王安忆作为上海大都市的寻梦者,对社会化大都市有一种迫切拥抱的心理。

第7题:

以《孙武》为例,简要说明《史记》表现人物的手法。


正确答案: 史记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法有:
(1)通过事件突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比如,用训练女兵表现苏武的胆识和才能。
(2)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如,用吴王最后的“不愿下观”表现了吴王的无奈和心情的沮丧。
(3)通过矛盾冲突表现人物。如写吴王乞求孙武不要斩杀爱姬,“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表现了吴王的慌乱,而孙武决然执行了军令。在矛盾冲突中鲜明地突现了孙武的军事才能。
(4)通过对话表现人物。如孙武在接受吴王训练女兵任务时的对白就形象地表现了吴王的傲慢和孙武的成竹在胸。
(5)通过衬托对比表现人物。如写孙武的军事才能和深远识见,通篇都以吴王作为衬托。

第8题:

以本文为例,简要说明旅游文学作品的价值.


正确答案:
    (2)(答题提示)旅游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文化知识、丰厚的文学知识及多彩的民俗风情,对于扩大人们的见闻,增长人们的学识,提高人们的素养,丰富人们的生活都有直接作用.旅游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文化韵味大大超过景物古迹本身给人的直接感受,留给人们无穷的回味.旅游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认识价值、宣传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9题:

以《一九八六》为例,简要说明余华小说对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的继承。


正确答案:余华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但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一种道德批判,而是在伦理层面中的人性批判。对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子而言,他的生命体验是以“疯癫”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疯癫”既是疯子的现实存在状况,也是他独立于周围群众的标志。当疯子以自残的方式将历史展现在群众面前时(即对历史施加暴力刑罚时),一种启蒙主义的布道场景已横亘在面前:疯子其实是一个启蒙者的隐喻,他以自身肉体的毁灭为代价,展示着用暴力颠覆“文革”历史的启蒙仪式,而围观群众的兴高采烈,又昭示了一个蒙昧群体的存在。这一自残场景中的“围观”现象,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群众观看夏瑜被杀的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看/被看”的场景中,启蒙者与愚昧者的处境居然历经一个世纪仍未改变:无论启蒙者做出何种牺牲,招来的都只是看客们心满意足的“欣赏”,启蒙仪式成了娱人耳目的表演行为。《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而且,当“疯癫”被余华用作颠覆历史的核心意象时,它已不再具备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疯癫”并不是人性恶的表征,而仅仅是疯子在现实当中的伦理处境,疯子的自残只不过是他内心生命体验的现实回放:既然疯子的内心世界因为“文革”历史的迫害而变得支离破碎,那么,他的自残就不过是他生命体验的正常表现。在现代伦理学看来,这种一己的生命体验既是他的存在状况,也是展现他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疯子的疯癫行为其实符合他自身的生命逻辑,因而也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状态。但在围观的群众看来,疯子的自残行为又的确是疯癫的表征。那么,如果从现代伦理学的角度去窥探群众的存在状况时,就会发现,在表面上看,群众才是清醒的大多数,他们围观疯子自残的场景,似乎表明了自身理性的健全。可是,如果疯子的存在状况是合法和正常的话,那么,群众在围强行为中展现的惊讶、兴奋和恐惧就是不正常的,换言之,群众对疯子正常生命体验的无法理解,恰恰表明了他们自身的“疯癫”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福柯说过,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神志健全,往往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己眼中的疯子,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因此,当观看疯子自残的群众用怜悯、歧视、窥探、嘲笑等行为将疯子从理性的大多数中排除出去的同时,也证明了自身存在状况的“疯癫”。在这里,疯子与群众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对调:疯即是不疯,不疯即是疯。从这个角度说,《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第10题:

余华的小说在“暴力化叙事”时期是否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试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与《一九八六年》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正确答案: 余华的小说创作大体经历了"暴力化叙事"和"世俗化叙事"两个时期。以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为标志,余华正式开始了先锋小说的创作阶段。此后,《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先锋名篇相继问世。在这些小说中,启蒙主义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主要表现为一种在暴力叙事下的历史批判。在余华笔下,"历史"首先以人格肉身的形式呈现,颠覆行为就是对历史这一人格肉身的暴力刑罚。 "历史"的人格肉身在余华笔下鲜血淋漓,各种残酷的刑罚让"历史"变得伤痕累累。在这种暴力叙述下,余华也实现了批判历史的启蒙意图。《一九八六年》将类似的启蒙主题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古代刑罚的中学历史教师,但他在"文革"期间却深受红卫兵的迫害,尝尽了刑罚之苦。这种"文革"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以致多年以后,当他以疯子的形象重返故乡时,自残便成为他重演自己"文革"记忆的方式。余华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文革"历史拟人化,从而借助暴力叙事形象地解构了历史的现实性存在。"疯癫"可以在这一层面中被简单地理解为余华对"文革"历史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对历史的解构并不意味着某种虚无主义,他还试图在小说中表达近似于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首先在此层面上获得了与鲁迅小说相似的启蒙主题。《一九八六年》已然具备"五四"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当疯子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时,以自残为表征的启蒙仪式却遭到了一群疯人的耻笑。群众自身"疯癫"形式的表现,既是对于启蒙者的不理解,也是愚昧的国民性表征。因此,《一九八六年》在对人物存在状况的考究中,表明了余华关注启蒙问题的视域转换: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体验,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的合理性。这一启蒙叙事正是先锋作家重视生命个体的具体表现。
此外,余华在表达历史批判的启蒙主题时,还继承了"五四"文学的许多核心意象。余华小说在形式实验方面同样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他迷恋于对"暴力"和"死亡"的精确叙述以及近乎冷漠的叙事姿态,都与他对现实的态度有关。他认为,现实本身就是真假参半的,所以一般的写作只能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而人的精神这一真实的世界,必须在作家的写作中被表现出来。因此,背离现实世界提供给作家的秩序和形式,用想象力挣脱现实的,也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围困,去表达作家或人物的精神真实,便成为余华在进行形式实验时主要采用的叙事策略。大致而言,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种颠覆现实真实、重构精神真实的叙事策略。
一是打破"虚伪的现实"的理性秩序。余华小说中暴力事件来源于人物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而欲望这一在余华看来"真实得可以去抚摸"的东西,无疑属于精神的范畴。因此,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体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殴斗。当"我"为汽车司机的利益与人打架时,司机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甚至看着"我"被打坏的鼻子"表情越来越高兴",最后司机跳上一辆拖拉机,"哈哈大笑"地离去了。在这部小说中,对暴力事件的叙述直接摧毁了现实存在的"文明秩序",司机的行为无疑对现实真实构成了颠覆。
二是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像其他先锋作家一样,余华只对精神现象感兴趣,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与现实相似的叙事细节。这些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恍惚觉得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之中,甚至真实得可以去触摸它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细节,只不过是余华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因此,在余华笔下,原本抽象的精神现象、虚无缥缈的超验事物就具有实在的"物性"例如余华对暴力细节的叙述就十分写实:"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随后用双手将鼻子向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一九八六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真实"细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始终都是作家精神想象的产物,如兄弟相残、卖人肉、自残等。余华在表现精神真实时,首先是对细节真实的追求,这种叙事策略上文已经论及,它把精神现象通过叙事还原为可以感知的客观现实。其次还必须通过叙事表明这些仿真细节的精神性质。
三是对精神事件的叙事重构。余华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质,它处处渗透着形而上的精神意念,那些逼真的细节叙述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叙事场景中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精神属性。《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自残场景在余华笔下被揭示得细致入微,但疯癫本身禀有的病理症候,却仍然将疯子的自残行为引向了在现实看来并不真实的超现实语境。因此,余华小说对细节精神属性的叙事,展现的仍然是先锋作家注重精神真实的真实观念。而同样值得关注的叙事实验,则是余华对"精神事件"的叙述。可以看到,余华对暴力事件冷静的叙述态度,以及暴力事件构成元素的超现实性,使得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事件的现实真实性令人怀疑,它倒更像是作家或人物主体精神的产物。因此,余华小说中的事件,主要是一种"精神事件"。而余华对这些"精神事件"的叙述,则充分表明了他的真实观念:"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余华想说明的是,现实远远没有精神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