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的问题，一度引起社会广泛争论。对此现象请谈谈你的看法。

这幅漫画描述了在一家医院的门口，众多患者在排队等候就医，而一个身上标着“国企”的人，没有排队直接进医院就医。这幅漫画反映了某些公立医院为国企职工提供贵宾服务的现象，我认为这种做法有些不妥。 公立医院单独为国企职工开通贵宾通道，一方面，违背了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公立医院作为公益性医疗机构，必须坚持公共服务，顾及公共利益，如果沦为特权专享的福利，将有违医疗资源的公共性，造成医疗不公；
另一方面，有悖于救死扶伤的宗旨。在就医难的现状下，医院应本着急难险重的原则，优先为疑难大病患者开辟绿色通道，而不是国企职工优先。 当前，公立医院提供特殊服务、泛商业化倾向严重，公益性缺失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原因在于公立医院面临巨大的盈利诱惑和沉重的赢利压力。在“以药养医”的旧路越走越窄、而“自负盈亏”的大格局如故的背景下，商业运作被很多公立医院视作“救命稻草”，“特种病房”、大客户“绿色通道”等特需服务成为公立医院的一块硕大的“蛋糕”，在财政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块领域已成为众多医院的“聚财盆”。 虽然说公立医院在具有公益性的同时，也兼具市场性，但公立医院不能淡化其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责任，应将这种责任作为医院决策办事的前提和“底线”。我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要及时到位，消除公立医院的后顾之忧，确保其良性生存；其次，重申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划定规则边界，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医疗的公平；
最后，将特需服务从公立医院中剥离，以节省医疗资源，方便普通百姓就医，也为民营医院提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1)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首先,我们应该对“早产文书事件”进行一个充分而审慎的调查,采取上级调函和暗访等形式,力求把此事弄清楚。
(2)如果真的是“早产文书”,那么我们应该正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向媒体说明这个事件,因为公众有监督司法部门的权利和知情权。
(3)如果不是法院部门的“早产文书”,而是当事人和社会媒体的不正确理解。那么,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媒体澄清此事,还司法和法官一个清白。

乡镇干部自称为父母官,对这个现象我是这么看的:
(1)乡镇干部是我们基层政府的代表,是应该代表最广大基层群众利益的,应该是我们政府干部里最基层的人民公仆,他们和老百姓接触最多,服务最直接,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们为“父母官”,是对他们的肯定。
(2)自古就有百姓称呼廉洁、正直、为民办事的好官为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民做事,维护人民的权益,增加人民的福祉,在人民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敢于保护,甚至牺牲自我利益。一句话,父母官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3)父母官的称呼不是自称的,它需要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些自称为父母官的乡镇干部或许没有理解“父母官”的真实含义,颠倒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必然导致官员脱离人民群众,忘记自己的地位,和我们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背道而驰。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总之,作为一个公务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事,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一个真正的“父母官”。

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是核心根本。而要全面依法治国，就必须要消除冤假错案这一“拦路虎”。不论是呼格吉勒图也好，还是聂树斌也好，错误的判决都给当时人和其家人造成了不磨灭的伤害。有的被冤枉者已被执行死刑无法重生，有花季少年被做冤狱清白之时已是而立之年。另一方面，冤假错案的出现也会极大地打击司法公信力，让民众很难信任国家司法机关，对于推行依法治国也是不利的。所以，监察机关能够正视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改判错案，还当事人一个请把偶，还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对于其家属的安抚以及赔偿，对判案人员追责都要同步进行，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想要让聂树斌类似的案件不再发生，并需要深刻反思过去犯下的错误，不再重蹈覆辙：
　　
　　第一， 要严把程序关，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规则的制度，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标准，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第二， 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法律监督机制，依法规范并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继续做好清理纠正久押不决和超期羁押案件工作。探索建立刑事案件申诉异地审查制度，规范冤假错案发现受理、审查办理和监督纠正机制。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立场，建立公开、规范的同律师交流沟通机制，与律师平等相待、彼此尊重、良性互动;
　　
　　第三， 依法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权利，规范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对律师提出的不构成犯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无羁押必要、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意见，必须及时进行审查，从工作机制上保证律师的意见被听取、合理意见被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