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章太炎的“损上益下”的法律观

历史唯物主义秩序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首先，秩序的特殊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历史个性。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秩序，任何社会的秩序都是该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的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秩序是社会生产方式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而表现出来的形式，生产方式的历史个性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也决定着秩序的社会性质。
其次，秩序的力量最终来源于生产关系的历史合理性。从直接的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现行秩序能否在利益冲突的压力下免于崩溃，首先取决于国家机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能否正常地发挥作用。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说，现行秩序能否维持以及国家机构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能否有效工作，要以现行生产关系是否仍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为决定性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如果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它就是不可取代的，它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也因此而同样是不可取代的。
再次，阶级社会中的秩序首先是阶级统治的秩序，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的秩序，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剥削和阶级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在阶级分裂的条件下，这种秩序的存在，意味着统治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得到确认，意味着他们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优先的保护。即使这种秩序是以民主的方式和平等的自由权利表现出来的，其背后的资源不平等占有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关系依然存在。

章太炎认为代议制只是间接民权，总统制便于实行直接民权，真正做到主权在民。为防止总统权力过分膨胀，他提出了“恢廓民权，限制元首”，其办法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再加教育独立，变成四权分立。“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司法与行政分为“两途”，“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平起平坐，主管“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立法不由议会，而是由“明司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以摆脱政府、豪右的左右。“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凡有不守法者，“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

道家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之形成，应该说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从道家思想发展的谱系上说，这是以“天道”作为其思想依据的，《吕氏春秋》在其《序意》中引用黄帝教诲颛顼的话说：“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此即老子法地法天法自然之论，而“无为而治”本就是一种以天地为依据，不违自然的一种政治运作的理想方式。另一个条件即是现实政治的坏象激发出的一种反思。此诚如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老子首次能由广阔的背景上透视了作为人类政治核心的权力问题，他十分敏锐地观察到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不安，是起因于在上位者的予取、予求及横加干涉。政治上的种种扰民是引起上下之间紧张关系的主因。无为的政治理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化解这政治的核心问题”。

章太炎主张在政治上以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四权分立为基础，进一步制定旨在“抑官吏，伸齐民”的行政立法，以保护民权，人人得享受平等政治权利。
具体内容包括：总统、百官与人民一体守法；各级官吏须惟才是举，依法任免；总统与百官犯读职、受贿罪，人人可诉于法吏，由法吏惩治；学官牵制司法，若上司对下级的“司法枉挠”加以包庇，“民得请于学官”，由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以制止“独断”；国家有外交、宣战等急务，临时由各县选出一人与政府议定大政方针，然后交政府执行，政府不得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