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标准答案：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什么是效率和公平?谈谈你的理解。
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 效率：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
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达。
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具体地说，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从管理学角度来讲，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
组织的各种收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效率与投入成反比， 与产出成正比。公共部门的效率包括两方面：
一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的平均成本;二是配置效率它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
公平，公平一般有两种含义： 在社会学上，公平是一种道德规范的要求，是指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以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
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涉及到要把富者的一部分财富无偿地匀给贫者， 因此它有时会和效率发生冲突，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学上，公平是指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平等，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机会均等。 这种意义上的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一般说来是和效率相一致的， 相促进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
而不是内容和结果上的公平。如果只强调这种意义上的公平， 而对社会产品的分配不加以调节的话，
贫富悬殊和大量贫困现象的存在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产生严重的负作用。因此，对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应当辩证地动态地来认识。
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奥肯定理的含义。
(1)洛伦兹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 美国统计学家 M.O.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
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 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 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有重要意义。 一般来讲，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反之亦然。特别是，如果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人手中，而其余人口均一无所获时， 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
OHL.另一方面，若任一人口百分比均等于其收入百分比， 从而人口累计百分比等于收入累计百分比，则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 洛伦兹曲线成为通过原点的
45度线OHL。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既不是完全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平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相应的洛伦兹曲线，既不是折线
OHL，也不是45度线OL,二十项途中这样向横轴突出的弧线 OL，尽管突出的程度有所不同。将洛伦兹曲线与 45度线之间的部分
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 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
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
成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G=A/(A+B).显然，基尼系数不会大于意，也不会小于零
(2)基尼系数
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 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 它的经济含义是：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
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 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 0和1之间。如果个人所得税能使收入均等化， 那么，基尼系数即会变小。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3)奥肯定理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 ?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 GDP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
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 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潜在
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 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 GDP也称充分就业GDP。
吴敬琏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你是否同意他的上述观点?请说明理由。
我个人同意他的观点。 吴敬琏的观点认为： 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归咎于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和
80年代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针是缺乏依据，有些片面。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作用，是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产物。回顾人类历史，在所有对立的生产方式中，
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公平。 真正的社会公平在于社会成员对生产条件的共同占有和联合劳动， 在于消除等价交换、 消灭阶级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生产力条件，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公平，
都只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历史性的、相对的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合同劳动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实现上述意义的社会公平。
所谓社会公平，主要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来说， 只要是坚持了按劳取酬和按要素分配原则，只要是没有出现贫富过分悬殊的情况，
都不能说是不公平。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来理解发展， 那么，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包含着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就变成普遍的贫穷， 就只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
就像动物的生存斗争同种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样。历史上所有的对立关系， 都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们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物质前提的。
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条件的改善允许国家加大调节力度。
因此，必须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但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 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 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实施的某些倾斜政策;
不合理的战略思维和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 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不力;
等等。以历史的观点看分配关系，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认为，贫富差距的任何扩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
“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体现了现实的公平性。只有体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为造成贫富差距的过大，才属于分配不公。
简述我国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城乡、居民、地区、行业等)，分析产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认为有以下 3点：
①政策上的误区
我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显著 ,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 “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
,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 ,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 ,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 ,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
,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反过来又束缚了工业的发展。 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启动不了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
,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 ,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②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 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 ,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 ,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
“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 ,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 ,特别是股份制改造
,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 ,因为监督机制缺位 ,甚至是权力的介入 ,产生大量黑色收入 ,导致一部分人暴富
,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 ,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
,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 ,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 ,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③改革中的一些正常因素也加快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体制的改革 ,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平均主义 ,这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变化。尤其是要建立市场经济
,每个经济主体都根据在市场中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 ,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各主体的市场参与能力不同 ,所得的收入当然有区别。
解决分配不公的对策思路。
目前各国大多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方针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我国也应坚持这一原则方针进行处理。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应当切实解决好社会再分配的问题。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出发，
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会性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
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性公共服务。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初分配特别再分配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初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调节， 特别注意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在经济发展基础上，
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