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已在中国失传，建国后的恢复与发展。

（1）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日~12月17日，建国前传媒经济的延续。
（2）第二阶段：1949年12月17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传媒经济蹒跚起步。1949年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确定了报社“企业化经营”的方针，标志着新中国传媒经济的开端。从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传媒业不仅有宣传属性，如果给予它一定的条件，还可以将产业属性表现出来，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给自己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3）第三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传媒经济极度萎缩。这个阶段的传媒经济行为并非完全消失，但经营业务极度萎缩，其认识也近在于完成自身的发行、印刷以及一点点有关文化、教育类的广告经营。
（4）第四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市场导入，传媒经济走上正轨，并日益繁荣。

重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要求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有较高的资本积累以便进行扩大再生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都以降低重工业投入，提高其产出为核心制定的。
第一，是扭曲的低工资政策。
第二，低利率与低汇率，降低重工业投入的资金成本。
第三，基础产业产品低价格，制造业产品高价格政策。
第四，农产品低价格和各种服务低价格。
第五，高度集中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物资分配制度。
可见，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使之制度化，人为地创造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环境。由于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有着极大的冲突，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人为地取消了任何形式的市场，包括农村集贸市场，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为非常规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重工业超前发展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很快建立了中国的重化工业体系，中国国力也得到大幅度增强，1952-1978年中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1%，以1952年中国GDP为100，1978年GDP指数为471.4，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产业结构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由50.5%降至28.1%，第二产业由20.9%上升到48.2%，第三产业则由28.6%降到23.7%。
但是，由于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有悖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产业结构优化困难，除重工业以外的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第三产业比重绝对下降是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走向；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国民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企业效率低下，投资效益低下，国民经济运行困难；城市与乡村差剧不断扩大，二元经济机构日益呈刚性。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剧，呼唤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需要彻底改革经济管理制度。1978年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