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居民企业2018年境内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当年从境外A国分回投资收益30万元（税后收

2018年度境内应纳税所得额是30万元，境外所得不用补税，所以实际应纳税额＝30×25%＝7.5（万元）。

境外分公司所得的抵免限额=来源于A国的应纳税所得额×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14+6）×25%=5（万元）。

在境外实际缴纳的税额是6万元，抵免限额是5万元，所以抵免的税额就是5万元。

B企业取得来自C企业的投资收益＝800×（1－25%）×50%＝300（万元）
直接负担的税额（应缴纳预提所得税）＝300×10%＝30（万元）
间接负担的税额＝（800×25%＋0＋0）×50%＝100（万元）
可抵免境外税额＝直接负担的税额＋间接负担的税额＝30＋100＝130（万元）
抵免限额＝（300＋100）×30%＝120（万元）
可抵免境外税额大于抵免限额，实际可以抵免120万元。
B企业取得来自C企业的投资收益在甲国无需补税。
B企业应纳税额＝700×30%＋120－120＝210（万元）
B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总额=700+300+100=1100（万元）
B企业税后利润1100-210－30＝860（万元）
居民企业A取得境外B企业的投资收益＝860×50%×50%＝215（万元）
应缴纳预提所得税＝215×12%＝25.8（万元）

境外分公司所得的抵免限额=来源于A国的应纳税所得额x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14+6)x25%=5 (万元)。

企业B和企业C分回的投资收益都符合居民企业A间接抵免的持股条件。企业B作为居民企业A持股的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股比例为50%，达到20%以上的要求。企业C作为居民企业A持股的第二层外国企业，第一层外国企业B持有企业C50%的股权，在20%以上，并且居民企业A对企业C的持股比例为25%（50%×50%），达到20%以上的要求。

居民企业A取得境外B企业的投资收益＝860×50%×50%＝215（万元）
直接负担的税额（应缴纳预提所得税）＝215×12%＝25.8（万元）
间接负担的税额＝（700×30%＋30＋100）×50%×50%＝85（万元）
可抵免境外税额＝直接负担的税额＋间接负担的税额＝25.8＋85＝110.8（万元）
抵免限额＝（215＋85）×25%＝75（万元）
可抵免境外税额大于抵免限额，实际可以抵免75万元。
居民企业A取得来自B企业的投资收益在我国无需补税。
居民企业A应纳税额＝1200×25%＋75－75＝300（万元）

企业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是零，其当期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也为零。

2016年度境内应纳税所得额是30万元，境外所得不用补税，所以实际应纳税额=30×25%=7.5（万元）。

2018年境外分公司税前所得＝14＋6＝20（万元），抵免限额＝20×25%＝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