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尽管天价彩礼现象在城乡都存在，但乡村无疑是“重灾区”。高额的彩礼，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败坏着民风民俗。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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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结婚彩礼是我国古代相沿至今的一种民间习俗，是男方与女方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风风光光操办喜事本也无可厚非。然而，近年来受奢侈攀比之风的影响，农村结婚彩礼习俗日渐变味。不管是否承受得起，都要大操大办。彩礼更是水涨船高，金银首饰只是起步，新房、新车“缺一不可”。许多家庭一人结婚、全家负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婚回到贫困线”。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农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大操大办的铺张婚嫁之风，容易出现“因婚致贫”的新型贫困，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尚背道而驰。
　　
　　当下，移风易俗的呼声固然强烈，却也有人认为在“解锁”天价彩礼问题时，有形的手不应该伸得太长，政府不应该出面干涉。实际上，从多地泛滥成灾、根深蒂固的彩礼顽疾来看，单靠民众个体基本无力与这种“恶俗”相抗争。单纯依赖乡村彩礼的习俗进行自我净化，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可以看出，很多民众都是在被恶风恶俗推着走，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方，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在根治天价彩礼的问题上，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来推一把。地方政府要理直气壮地管起来，有关方面要负起主体责任，要主动作为，指导引导各乡各村因地制宜制定乡规民约，提升这一问题的基层治理能力。
　　
　　【对策措施】
　　
　　第一，要善于动员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汇聚各方智慧，激活民间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层政府必须注重方式方法，不要简单粗暴一刀切，要“巧作为”，才能贴民心，解民忧。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张易镇田堡村曾用“红白理事会”对村中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行为进行监督劝诫，起到了良好效果。除“红白理事会”这种“专职”民间组织之外，不少地区也不妨借助乡贤的力量，开展移风易俗的工作。可见，如果能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让这些乡里乡亲中的“能人”“明白人”带头抵制天价彩礼，向村民们讲明彩礼恶性循环带来的危害，一定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第二，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给力，才能让这股天价彩礼的歪风邪气尽快得到遏制，早日为苦不堪言的农民们松绑，打破恶性循环的链条。如宁夏地区对“彩礼”动刀的作为就值得借鉴。，西海固原州区等地从开展教育活动、规范农村中介行为入手，通过探索在乡镇建立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等，引导婚介所、婚介人(俗称职业媒婆)等规范自身行为，促进行业自律。
　　
　　第三，治理农村天价彩礼现象，还须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党员领导干部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发挥表率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几何时，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成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带头大哥”。反过来，在遏制天价彩礼等农村不良风俗过程中，农村党员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的威望移风易俗。因此，相关部门还可以尝试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率先对党员干部及其子女婚嫁中畸高的彩礼进行约束，让他们身先士卒对“天价彩礼”说不;对于违规大操大办的党员领导干部，可从党纪政纪上给予批评教育乃至处分。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前半部分表明移风易俗有困境，发文限制天价彩礼效果不好，尾句由结论引导词“因此”给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文段结构是“分—总”结构，即“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尾句为文段的主旨句，给出解决办法。
第二步，对比选项。A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符合文段意图。

　　清退代课教师，是保障教学质量、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举措。但目前仍有代课教师存在，是因为教育部在清退工作中，结合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情操作”，放缓了清退速度，但清退工作会持续开展。

　　代课教师之所以存在，一是由于教育发展对教师资源的刚性需求与政府提供的师资供给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二是由于地方政府为节约财政支出，聘用代课教师减少教育投入;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条件艰苦，发展前景堪忧，无法吸引正规教师前来任教。

　　虽然一次性清退代课教师有难度，但这是发展的需要，只要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持有坚决的态度，教育正规军的建立将指日可待。

　　首先，清退代课教师应该人性化，要充分考虑代课教师的利益，对于被清退的教师应该科学分流，允许那些具备教师资格、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代课人员参加公开招聘，择优进入到教师队伍。

　　其次，积极引导和鼓励城镇教师到农村任教，为那些到艰苦地区任教的人员提供优惠政策，激励优秀教师“下沉”到农村，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回报。

　　最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地方政府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对一些贫困地区，要让这些地区有能力根据需要扩大教师编制，实现公办教育由公职教师任教，农村学生由在编教师培养。

微信作为网络化时代背景下新的沟通方式，在方便交流的同时微信也为人们带来了诸多烦恼，比如朋友圈代购信息爆棚、某些虚假信息大肆传播甚至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点赞”“红包”木马病毒等也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网络化的时代特征增加信息真伪鉴别的难度。当前信息更新换代频繁，且多呈碎片化、零碎化的特征，所以面对一些不熟悉的非专业领域的信息公众容易甄别错误，如此前网络上盛传的“不要再买这些菜了，100%致癌”类似的信息，因为切实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再加之公众普遍对癌症的起因、危害不太清楚，故在危言耸听下极易轻信而相继转发，最后导致一种“全民草木皆兵”的后果。
第二，“朋友圈”的信息传播方式减弱了人们的心理防范意识。微信是基于自己的朋友、亲人、认识的人建立起的社交关系，都是基于亲密模式而构建的联系，所以人们会从心理上更加相信、依赖来自于熟悉的人的信息，故而较少加以甄别、防范。
第三，微信运营商的责任缺失、相关法律的设置空白加剧不良信息的传播。对运营商而言，其并不能完全阻拦不良信息的传播，因为微信虽有举报造谣这一选项，但是设置较为隐蔽，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晓有此功能，再加之微信安全团队自定义的谣言拦截并不能确保100%进行拦截，因此，不良信息总会有漏网之鱼。相关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立法缺失也为不良信息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我国仅在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过微博微信发布虚假信息可判7年有期徒刑。
为规范微信信息传播，还微信一片“净土”，相关主体需要共同发力，共筑防线：
第一，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真正成为网络世界的“法律底线守护者”。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契机，通过加强网络信息传播的立法，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使得人们对于不良信息的传播后果有清晰认识，从而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第二，各主流媒体要守土有责，成为谣言的“粉碎机”。主流媒体应以权威、公开的信息克制小道消息、“内幕”新闻等的大肆传播，以清晰准确的信息发布压制模糊信息的传播。做到面对谣言及时发声、以正视听。
第三，微信平台开发商要竭尽所能，在商业盈利中恪守“道德底线”。因依赖于朋友圈的传播模式，微信安全团队应在发现谣言、淫秽信息等不良信息的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把造谣之势扼杀在“摇篮”中。同时，加强对公众号的审核，尽到合理监管的义务，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前提下，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
第四，公众应增强信息甄别能力，坚决不做不良信息的“推手”。信息化时代中，每位公民应提高自身素质，对于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权威性以及信息真伪的逻辑性做认真思考，通过不同信息渠道来佐证信息的真实性，对于使用夸张性、绝对性词语的信息持怀疑精神，对于非常时期如地震灾害时期等的信息持谨慎态度，做到“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共同维护信息平台的纯净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