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或政治社会的起源问题上，奥斯丁的观点是（）

在一般情况下，奥斯丁把“主权”和“独立政治社会”视为同一的概念。其含义是指，一个既定社会要形成一个政治和独立的社会，必须是两个特征的统一，即既定社会的“一般大众”必须“习惯地”服从一个“明确”和“共同”的优势者；同时，那个明确个人或明确人类团体“并非”必须习惯地服从一个明确的个人或团体。正是这种肯定特征和否定特征的联合，导致了特定的优势者主权或至高，导致了一个特定社会（包括该特定优势者）是一个政治的和独立的社会。奥斯丁进一步说明上述特征：
（1）这要使一个既定社会能够形成一个政治社会，其成员的一般人或大众必须习惯地服从一个明确和共同的优势者。
（2）特定社会要形成一个政治社会，其成员的“一般大众”必须习惯性地服从一个明确和“共同”的优势者。
（3）一个特定社会为了形成一个政治社会，其成员的一般大众必须习惯地遵从一个“明确”和共同的优势者。
（4）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其民众必须习惯于服从一个特定和共同的优势者。但是，为了使特定社会成为独立的政治社会，这个特定的优势者必须“不”习惯地服从另外一个明确的人类优势者。

奥斯丁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总的观点，集中表现在他强调法理学应当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以实在法所涉及的范围为研究范围，特别是以成熟的实在法法的体系中所蕴涵的共同原则、概念和特征等为研究对象和范围。奥斯丁创建了近代法理学，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确定的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提供一种奠基性的学说，为学科的法理学贡献一个初始化的架构。